报载，许先生，非京籍人士，欲购房，却没有在京购房资质；裴女士，京籍人士，去年离异。经某中介公司业务员牵线搭桥，这两个陌生人见面、签协议，并在1小时内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 这 次 交 易 中 ， 裴 女 士 只 需 出 场4次，即可拿到3万元好处费。许先生则需要在原籍先与原配妻子离婚，与裴女士结婚再闪电离婚，以此绕过在京购房的政策限制，顺利购房。而中介能得到可观的“服务费”。

　　一切都是因为限购。如果不是对房屋购买资格的限制，许先生也不要离婚、结婚，反复折腾又花钱来京购房。如果不是限购，裴女士也不会与他人做“纸上夫妻”一场，当然她也不能赚到3万元好处费。中介也得不到所谓的“好处费”。这一切来得如此梦幻与后现代，先是制度性羞辱，紧接着的就是羞辱制度。那么，到底谁是赢家呢？

　　所谓“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大力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通俗地说，就是某种不合理的制度，让人不得不受到羞辱。

　　国内媒体最早使用这一概念是在2005年。那一年的下半年，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一条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此举导致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有时一天就有20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媒体评论纷纷认为，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给下岗职工带来的“制度性羞辱”，让他们不得已离婚。

　　尽管高房价千夫所指，这与炒房者的推波助澜有相当关系。但是，显然易见的事实是，房屋并非非得由国家进行强制调控的东西，而是由市场调节所能自主解决的问题，国家对房屋的市场供求可以进行宏观调控，却不宜利用行政手段进行限制，这会破坏房屋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让市场关系紊乱。更何况，房价高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炒房者的问题，更是土地所有制、土地供应问题，是保障房建设问题，以及房屋建设中权力寻租与腐败问题，甚至是实体经济疲软等等问题。然而，其他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且遇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挠，阻力重重，决策者还是选择了限购这种能立竿见影的制度。

　　制度性羞辱由此产生。那些有需求却条件不符合的一些公民，就想到通过这种假结婚的形式来规避限购政策。像新闻中的许先生，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先与原配离婚，进而与一个陌生人结婚，你能说他不受羞辱吗？至于裴小姐，看起来她不劳而获3万元，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用这种假结婚方式去获得这钱，难道不也是一种羞辱吗？如果没有这种政策，她或许不会得到这钱，当然也不会受此羞辱。

　　当然，限购制度先是给某些公民以制度性羞辱，但很快又发生了某些公民来羞辱制度。一些外地人想到了用假结婚来规避政策，另一些外地人则购买虚假的“5年完税证明”和“社保证明”，而中介机构更是推波助澜。所谓“国家有政策，中介有对策”。

　　这些小动作都在羞辱制度，一则化国家制度与政策于无形，轻松钻空子，让制度失去生命力，消解政府公信力。二则，由于利用假结婚形式规避政策，提高了购房成本，那些炒房者的成本提高，他们将成本转嫁于下家，提高房价。限购的目的是降低房价，但不经意却可能抬高房价，这让制度情何以堪？

　　当然，客观地说，限购政策能够起到一定的控制房价的作用。但这个政策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当这一政策遇到制度性羞辱和羞辱制度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对房屋、土地制度等进行深层次改革了。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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