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学习活动，为何总能引发共鸣?涵养道德为什么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在许多人印象中，道德行为往往属于个体选择，对道德的评价也主要系于社会舆论。然而，倘若就此认为道德是“自生自灭”的产物，甚至排斥对道德的倡导涵养，不仅是对道德认识的简单化，也忽略了国家在道德构建方面的责任。

　　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道德观念形成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一方面，个体的道德实践任何时候都是构建道德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在营造健康向上的道德环境方面，国家和社会对道德的涵养同样不可或缺。古今中外，一些仁人志士之所以光耀千秋，一些崇高品质之所以成为主流价值，道德榜样之所以能够坚定人们的向善信念，就在于道德这一“公共资源”得到了国家的涵养、社会的呵护。

　　亚里士多德曾把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理智德性大多数是由教导而生成、培养起来的，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熏陶出来的。事实上，无论哪种德性的涵养，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作为。试想，在一个社会里，当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帮助、诚实守信者频频吃亏、爱心捐款反被贪污挪用、举报腐败却被打击报复，道德义举屡屡碰壁，“英雄流血又流泪”，“道德风险”使人望而却步，个体从善的信心如何提升?道德的吸引力又从何谈起?

　　相比雷锋生活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也面临着比雷锋当年更为复杂的道德课题。从理念单一到价值多元，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身处深刻转型的社会，如何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面对市场经济的浪潮，如何重新定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创造人生价值、体现生命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就是在彰显一种国家对待道德的积极态度，是新时期对“道德滑坡”焦虑的有力回应，也是对“道德选择”困惑的主动引导。

　　我们常说，道德不能单打独斗。道德的涵养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积极作为。就学雷锋活动来说，只有打消扶起跌倒老人惹上官司的犹疑，消除爱心捐赠恐被挪作他用的焦虑，使扶危济困、助人为乐者的合法权益时刻得到保障，让不择手段、非法牟利者的行为受到严惩，社会的道德水源才能得到涵养;只有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共产党人的先进觉悟身体力行，更加自觉地追随雷锋的脚步，争当价值标杆、发挥示范作用，国家的道德基石才能坚实稳固。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不仅应向全体成员提供公平的环境、公正的秩序，还应对其成员进行道德引导和精神塑造。以榜样的力量扶正祛邪，以制度的威力惩恶扬善，相信亿万民众焕发的道德热情，定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持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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