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师节前夕，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分别获得百万元重奖。北京理工大学向两院院士、著名雷达系统专家王越先生颁发“终身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向中国首驾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总设计师文传源先生颁发了“立德树人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据报道，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热爱教学工作。王越先生已经86岁，仍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已是百岁老人的文传源先生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以不服气、不服老的精神带动学生不懈进取。
对于大学和大学教师来说，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始终是一道难题。处理好了，两者就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处理不好，两者就有可能成为一对矛盾，顾此失彼。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长久以来，教书育人一直都是教师的最大本分。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拿这句话来定义教师已经失于片面。尤其是对大学教师来说，仅仅教书育人已经不够，还要有科研创新的能力。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高度密集，大学除了培养学生之外，还是生产知识、产生思想和创新技术的地方。大学教师置身知识和学术的最前沿，除了教书之外，贡献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也成为其基本职责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来说，如果教师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拿不出专业领域内认可的科研成果，那么这样的教师也很难被认为是称职的。
可见，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这一点并没有错，而且十分必要。但是，重视科研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价。如果绩效考核和评价标准过度倾斜于科研，那么教学的价值就会被消弭，教师花在教学方面的时间精力就会受到挤压，大学教书育人的职能就会受到削弱，最终也会影响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从现状看，一位年轻教师因为发表一篇权威论文就能获得巨大资源，这样的新闻并不鲜见。但像前述两位老教授这样，因为教书育人的成绩获得百万元奖金，这种新闻就比较少见了。同样，在什么级别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就能评什么职称，这在职称评定机制里有着明确的标准和通道，但因为教学成绩出色而获评职称，就往往是没有规定可循的破例之举。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最近，南京理工大学推行职称改革，教师只要教学成绩突出，即使没有论文也能评上教授。这一举措成为业内热议的新鲜事，恰恰说明这种做法属于“小众另类”。在更多的高校里，“唯论文马首是瞻”的格局还难以撼动。
重科研、轻教学现状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在现实中，因为论文数量、期刊级别容易量化考核，可以互相比较，因而往往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硬通货”，在评估大学实力和教师绩效时候容易被采纳。与此相比，教师给学生上课的教学质量很难量化考核，也很难拿来直接比较，所以在考核评价机制中，就往往由于难于操作而被弱化。可见，要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完善大学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比如，将教师教学的时间、教学质量纳入考核范围，为教学型教师提供专门的考评渠道，使他们获得有别于科研型教师的职称上升通道。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激励大学教师勇攀科学高峰，另一方面也重视教学、倾心于教书育人，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