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2年的中国文学来说，究竟是热闹还是复兴?我说既非热闹也非复兴，而是发现——重新发现。诚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就一再被边缘化。纯文学期刊和纯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受众数，不但上不去，反而降下来，其空间和平台也一再受限。与之相对应，是大众消费文化的高涨，影像热、类型热、微博热等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现在是全民娱乐时代，多媒体时代，读图时代，浅阅读时代，一句话，“去精英化”的时代，肯坐下来静心读文学的人自然不会太多。于是从总趋势上看，快感阅读在取代心灵阅读，实用阅读压倒审美阅读。有人说，这才是文学应有的本来位置，今天终于回归本位了，文学就该老老实实安于本分。这叫“本来位置论”。

　　本应如此就对吗?文学就该处在这样的“本来位置”吗?我表示怀疑。对于具有深厚、博大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这是否有点“谦虚过度”?对于作为文学艺术母题、母本、元文本的文学而言，是否“严于律己”得过了头?正当此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了，给了国人一个大惊喜、大震撼，带来一股强有力的自信和振奋。这个奖是奖给莫言个人的，是对他的艺术创造性的褒奖，但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不能说没有关系。也许这是汉语语种即将大规模进入国际主流文化圈的一个征兆或信号。所有用汉语说话、用汉语写作的人，都为这个变化高兴。莫言的获奖，让世人重新认识和掂量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宝贵价值。

　　是的，现在的确存在“消费莫言”并试图将莫言娱乐化、明星化的浮躁倾向。莫言家后院的萝卜被人拔光，莫言的名字被注册为商标等，终究只是一时的闹剧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获奖后莫言的书被抢购一空，供不应求。不少读者看了作品惊呼，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天马行空、充满奇思怪想的书，这么具有批判锋芒的书。由此扩展开来，人们又发现了一批与莫言水平相近的一线作家，他们短期内虽不可能得诺奖了，但他们的作品也大有看头。这，就是重新发现文学。令人慨叹的是，这种发现似乎首先还是以外国人为触媒。

　　现在影视业甚为发达。观众看了电影《白鹿原》、《一九四二》、《搜索》、《万箭穿心》、《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后，产生找原著一看的冲动。《白鹿原》电影虽不太成功，但还是引得观众四处找书，出版社赶忙加印，20万册居然一售而空。看了书的观众(准确地说是读者)中又有人惊呼，书比电影有嚼头，读一本好作品的收获比看十部电影还要大呢。这，又是一种重新发现。不过是来自外力，因影视而触发。

　　由此使我思考，虽然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莫言的获奖而自行消失，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估，是否有些偏低?近30年中国文学的闪闪珠宝、丰富库存，是否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普及?它是否应该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认知?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指出的，审美方式正在起变化，文学与影像的“共同阅读”已成为人类接收信息或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过去文学清高，瞧不起影视，认为改编没有不失败的，好文学具有“不可改编性”;现在不得不放下身段，进入共存共荣时代。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性正在加强，电影从过去拄着文学的拐杖单行，到电影的热映反过来引发人们对文学的关注，进而影响文学的销路、样式和美学风貌。不过，也得警惕，文学不要因此被商业性元素牵着鼻子走，丧失了本原。总之，莫言热也好、影像热也好，并不等于文学热，但近来阅读的回潮或回暖现象却值得重视，它或将成为重新发现文学的重要契机，甚至机遇。

　　文化滋养文学、扩展视界

　　文学介入文化建构

　　从重新发现文学的角度来看，2012年小说创作其实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势头，无所谓大年还是小年。许多小说生动描绘了大转型时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关注从“底层”到“官场”的生活场景和人的丰富多彩的命运戏剧，传达出对人的生活状态与存在价值的思考。相当多的作家文化意识有所增强，笔触深入到不被人注意的领域。中短篇小说敏于表现高科技和新媒体语境下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似乎是一个好兆头。

　　最基本的一点，仍然要问：对人的认识，对人性的挖掘，对民族精神的表现如何?过去的文学对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不够，现今作家力图注意多方探索，很多新领域打开了、丰富了、深化了，特别是和平年代里日常化的生活与日常化的人生该怎么写，成为新课题。不少作品敢于直面灵魂，思考生命，并由此进入了较有深度的文化反思。

　　李佩甫的《生命册》仍沿着他在《羊的门》以来的“植物学”思路，注意人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地域风格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关联，仍将背景置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下，书写“背负着土地”的乡土知识分子及其众多角色在大转型中的心灵痛史，但辐射面要大得多，逼近了时代和人性的真实。周大新的《安魂》有作者对儿子无比深情的爱与记忆，也有对自我的无情的解剖甚至痛恨，并引出古今哲人的思想与精神。这是周大新在为儿子安魂的同时为自己安魂，也为天下失去孩子的父母安魂，更重要的是，他在为这个时代安魂。鲁敏的《六人晚餐》像一个奇妙的共时性转动的魔方，记录了两个单亲家庭六个人物间的爱与艰难，以表现底层人如何在无奈的生活中突围见长。

　　文化意识强化，文化视界扩展甚至深入到多年无人问津的角落，也是这一年的一个重要特点。都市文学向来薄弱，但2012年出现的金宇澄的《繁花》、孙颙的《漂移者》、陈丹燕的《和平饭店》，不约而同地都涉笔海派文化的纵深，展现都市文明的杂色，探究历史风云的沧桑。《繁花》是向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致敬，在对纷纭生活世相世情的琐碎的描摹中，探究这座城市的灵魂奥秘。沪语方言竟丝毫未影响北方读者领略它的沪味。《漂移者》有绝对新颖的视角，不是写国人闯世界，反过来写一个美国犹太青年闯上海，展现了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美国青年马克冒险、奋斗、挫折的人生“漂移”，语言幽默，多有调侃。《和平饭店》以非虚构的方式来描写和勾勒上海的地标和平饭店，它没有完全贯穿始终的人物，主角怕就是这幢历经风雨而生机不减的建筑。冉正万的《银鱼来》写远离文化中心的云贵高原，不再是重复“百年史”、“民间视角”、“家族斗争”的惯常模式，而是通过一个百岁老人的视角，还原一种更为陌生而真实的、充满苦难与坚韧的文化图景。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是关于西藏近代史的一部力作。叶广芩的《状元媒》深度挖掘京味文化。杜光辉的《大车帮》让我们领略了一种久违的大西北特有的光芒——来自历史和民间的、带着草莽气息的、苍劲而粗犷的人性光芒。

　　对于面对现实矛盾，直面民生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写作而言，现在仍是官场小说独大，当然其中不乏深度之作，但如何不限于官场文化，走向更为广大的民生，却也是个问题。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含泪悲喜剧，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人民性。作品似有符号化和寓言化倾向。钟平的生态小说《天地之间》、吕铮的法制小说《赎罪无门》，都没有停留在把生活“问题化”，而能把“问题”生活化。但就现实感而言，可明显感到，比起丰富复杂、飞速多变的广阔现实，整体创作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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