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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谈》2012年第4期【半月评论】：呼唤“实业精神”
 

　　稳中求进，发展转型，亟须活跃实体经济，重振实业精神。
　　民间资本热钱化，实体经济空心化，给正在崛起的中国制造敲响了声声警钟。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现象，防止虚拟经济自我循环和过度膨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广泛共识。
　　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真实源泉，是国家利益的坚实基础。鉴于我们人口总量巨大、就业矛盾突出、经济起点偏低的国情，更不应该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主线。
　　我们不必一味地叹息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太弱。短缺经济时代的低成本、低风险、高增长、高赢利状况已不复存在，人口资源丰厚、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已呈衰减之势。微利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企业进入创新驱动的成长阶段。这是经济常态的回归，市场竞争的本真。
　　我们不可悲观地断言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不大。即使是传统制造业，也并非无利可图，它的盈利瓶颈也并非不可打破。关键看能不能用现代工业装备去改造它，用现代科技成果去转化它，用现代服务体系去支持它。
　　现实的路径，一是提升附加值，向科技提升，向文化提升。二是拉长产业链，向市场深层拉长，向曲线两端拉长。三是抢占制高点，进军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军高新技术产业。时下，传统产业业态的创新已成潮流，正为众多企业催生出更为强劲的竞争能力和更为多样的发展机遇。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判断实体经济发展高峰已过。一些投资专家习惯性地拿出美国的文本来解读中国，认定从工业制造到金融主导、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是经济规律，是发展历程，由此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潮将由实体化转向金融化。
　　确实，金融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不可误读美国文本，这金融化并非是对实体化的挤出和背离，而应是对实体化的支持和提升。审视眼下这场令全世界都痛苦不堪的金融风暴，正是从美国的过度金融化中埋下祸根、从美国的次级贷危机中骤然引发。
　　美国人正是在痛定思痛中，开始思考增长模式，举起再工业化的旗帜。奥巴马总统有言：“我们不能在沙上重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重建我们的房屋”。美国的深刻教训，应当成为我们的宝贵教益。
　　如何去全力增创中国制造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去源源催生实体经济永远年轻的生命活力？
　　企业需要锻造“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这就是德国企业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表述的“就算做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的精神，就是瑞士钟表匠们在他们行销世界的机械表中洋溢着的一丝不苟、如痴如醉的专业素养和艺术气质。
　　这才有当下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中流砥柱，才有全球实体经济潮涨潮落中瑞士钟表的国家象征和永恒经典。微利时代，最为宝贵、最当珍惜的，就是这种工匠精神，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稳得住根基。
　　一当选择，便以心相许，不离不弃，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做出境界。环顾当下生存艰难的企业，依然在低端市场恶性竞争中等待观望一筹莫展、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中一无所有得过且过，正是缺乏对工匠精神的坚持、追求和积累。
　　员工需要培育“爱企如家”的融入文化。有最新社会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短工化”趋势，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转换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城市。他们在劳动压力承受、劳动报酬期待、精神文化需求、职业发展空间和城市社会融入等方面，与他们的上辈有着明显不同的诉求。
　　缺少劳资和谐的联系纽带，缺少爱企敬业的企业文化，怎么可能稳定他们的就业心态、激发普遍的蓝领创新、保障企业的基业长青？显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收入，健全培训制度，拓宽成长空间，建设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敬业文化，增强农民工的尊严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努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和“企业主体”，应当成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取向。
　　全社会需要立定“实业为本”的发展理念。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企业的发展引领。提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必先强化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近来高层接连出台重大举措：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中小企业困苦不堪的税费负担过重问题；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根治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 “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深化金融体系创新，探索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
　　阵阵暖风吹来，令人欣喜，也引人期盼。社会的舆论环境，也深深地影响着企业的抉择取向。提升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还当强化实体经济的自信力。我们应当少一些浮躁情绪，多一份从容心态，少一些投机思维，多一份实干精神，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氛围，真诚地尊重每一个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和创新的潜力，尊重每一个企业家坚守的品格和创造的梦想。
　　金融危机尚未终结，发展转型难关重重，中国经济再实体化正面临更大挑战。最要紧的，不是重走传统老路，也不是单一的技术进步或市场开发，而是一种执着于发展实体经济的精神的锻造和文化的培育。

　　推荐阅读：
　　2012年《半月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