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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界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最高判死刑。并规定，监管渎职最高可判十年。

　　上周公安部曝光一起被破获的食品安全犯罪案件：2009年以来，江苏江阴犯罪嫌疑人卫某等人从山东购入狐狸、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冒充羊肉销售至江苏、上海等地，涉案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司法解释的出台显得颇为应景，但事实上，食品安全是一个早已经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对相关违法行为明确量刑标准固然是件好事，但若指望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恐怕又有些过于乐观。

　　在食品安全问题背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量刑标准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对于底线的失守。道德的底线固然是法律，对于这等明显违法的行为，谈道德有些过于轻佻，就应该挥舞法律的大棒进行惩治。这样的观点确实没错，这些毒害他人的违法者没有任何被姑息的理由，但法律和道德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种种挑战底线的行为背后，更让人忧虑的是一种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危机。

　　在此之前，就有人精辟地指出，食品安全的现实就是“你吃我的毒猪肉，我吃你的苏丹红”。如今这样的现实又有了更加鲜明的注脚，继河南新乡出现农民不吃自种的造纸废水浇灌的粮食后，在山东潍坊，农民因为对施用的农药“神农丹”危害性都心知肚明，对使用过这种剧毒农药的姜根本不吃。

　　要想走出这种人的行为方式的危机，需要依靠的不仅仅是针对违法者的重典，更是执法者即监管部门的责任心，包括标准制定、检验和长效而严格的执法。监管能最大程度上尽到其应尽的职责，是改变人们行为方式最需要的正能量。正如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所说，要想启动人们心中的道德资源，政府的作用具有关键地位。

　　事实上，在诸多食品安全违法事件中最可怕的未必是违法者的嚣张，而是在其背后大多有着监管不力的魅影。在福建漳州南靖县，两名被当地镇政府雇请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或以几毛钱一斤买来的病死猪，私自屠宰后，运往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最终流向了餐桌。

　　如此恶性的事件，可以说是在监管部门的眼皮下发生的，而在“毒姜”事件中，检测甚至是由姜农自己送样品。在种种乱象背后，与其去追问做人的底线何在，不如去思索违法者为何不再去顾及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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