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区二里沟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统一管理和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现象。这位小学生的建议得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的认可，他们表示，小学生的建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车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众监督。（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在各种监督手段屡屡失效的情况下，小学生的这个建议能否被决策层采纳，一时间竟成了网上热议的焦点。这至少说明了二个问题：一是小学生会对成人世界或者说是公权力领域的顽疾建言献策，说明公车私用在公众中的反感程度；二是一些对此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会认可小学生的建议，说明目前整治公车私用的有效办法还不多。
　　应当说这位小学生是天真的，提出的整治建议也是无邪的，但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前些年，不少地方曾推行在公车中安装“GPS”定位系统，这比公车挂红牌严厉多了吧，但效果却强差人意。况且，现在一些地方，一辆公车配备多套车牌已不是什么秘密，参加公务活动用“红牌”，私用时改挂普通车牌。这样的公车挂红牌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再进一步讲，如果对公车私用的处罚不严厉、不到位，公众即便依据特殊标识再怎么积极地监督举报，公车还是会被堂而皇之地私用。所以，套用今年央视春晚小品的一句流行语来说，公车私用不可能会真正被小学生这条无邪的建议所打败。如果照此来整治公车私用，只可能孩子的天真被无情的现实所打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小学生无邪的建议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这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公众很便捷地对公车私用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也是小学生建议能够得到一些专家认可的原因所在。这需要两个前提，一方面，要向社会如实公布现有公车的家底，信息缺乏、两眼一摸黑，公众的监督自然无从下手；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减少公车的数量，据悉，韩国首都首尔只有47辆公车,政府机关运转和公务员办公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公车数量少了，公众监督起来才能更有的放矢。
　　遏制公车私用，要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说到底，公车治理一直与公众的期望有比较大的差距，是因为公车改革者又是公车的受益者，治理措施难以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把公车的具体分布公开出来，把数量大幅度降下来，摆在公众面前的就是屈指可数的实实在在的公车，想要私用就难上加难。至于公众用什么手段来监督这些极其有限的公车，笔者认为，小学生能想到的办法，政府部门当然也能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