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必然要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无产阶级赢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同盟军问题;第二，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革命进程中，怎样处理占居民大多数的农民问题;第三，怎样使这个“大多数”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为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标志

　　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农民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十月革命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解放”农民对资产阶级来说与其说是目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手段，因为它是发展商品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封建宗法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商品经济是广大农民的自发要求。资产阶级支持了农民的要求，使农民成为他的同盟军，民主革命开始了将农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但是从整个阶级来说，农民阶级却陷入了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另一个过程之中，作为手段的“解放”同作为目的的“解放”是矛盾的。十月革命就是要把“解放”的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这应该是“东方道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在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中最为成功的范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正确处理了农民问题。

　　第一，正确肯定农民作为民主革命主力军的地位，从而真正巩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把农民大众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能否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关键是能否能吸引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各阶层群众。党提出的路线方针必须既反映农民的根本利益，也适应其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了这个要害问题。中共“四大”开始对此作出重要回答，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同时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提出应“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革命军所到之处农民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农民运动极大地撼动了农村封建秩序，并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①

　　第二，抓住中国民主革命的主阵地，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找到赢得民主革命的特殊道路。大革命终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失败，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革命左翼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中国革命终于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革命的主攻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建立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得全国胜利的道路得以形成。

　　第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巩固了工农联盟。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了系统的论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论述了“党现阶段为之奋斗的新社会详图”，继续肯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基本政策。“耕者有其田”使广大农民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奋不顾身。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理解为农民获得土地、逐步走向现代化、获得解放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农民问题”的解答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作为三大运动之一陆续展开。1952年底，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土地改革就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爆发出巨大的活力，生产有了较大的增加，毛泽东担心农民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以后，又陷入资本主义剥削之中。于是，毛泽东就思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匆忙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将还未稳定下来的高级合作社组织成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由于“极左”错误思潮的影响，最终引发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诸多农民遗留问题长期没能得到解决。“文革”后，党必须从20多年的误区中走出来，探索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实现人的解放的规律。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其是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规律的统一。

相关链接：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备考专题

          2012山东政法干警考试专题

          2012山东省公开遴选公务员考试专题

更多信息：山东人事考试信息网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山东公务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