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官德建设当做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认为“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国家依靠官员进行管理，民众则通过官员解决矛盾和问题。官员若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民生就会得到改善，社会就会安定和谐，国家就会繁荣强大。官员若贪污受贿、专横残暴，百姓就要遭殃，社会就要动乱，政权就要败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将治官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想方设法地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和行政才能，以保证他们正确地行使执掌的权力。在这方面，古人留给我们丰富的官德建设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古代官德的教育机制

　　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是讲统治者如能以德治国，国家就得到了治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历代统治者们不遗余力地开展官德教育，并且建立相应的教育机制保障官德的实行。

　　(一)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

　　古代的官德教育并不是从官员入仕才开始的。早在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为了适应科举考试，学校教育逐渐向其靠拢，直至合流，达到完全一致。由此，学校成为朝廷官员的培养基地，读书、及第、做官成为读书人的理想和追求。在科举制产生之前，学校主要进行儒家传统教育，强调道德与学问并重，修身与治世并重，把人伦道德看做是立身处世的根本。设立学校的目的是达成“仁”与“礼”的结合，“明人伦也”，即明白做人的基本伦理。这一学说深刻影响后世。科举制出现之后，教育的目的又注入了新内容:还要让士子努力获取功名。北宋真宗赵恒所写《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鼓励读书做官形成社会风气。一些文学作品和启蒙读物也用功名利禄引诱儿童发愤读书。《神通诗》提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成为科举时代的主导思想。

　　既然科举取士选拔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历代统治者理当十分重视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据此引领读书人学习的方向。唐太宗时，重新确定《五经》作为士人的学习标准教材，又以孔颖达主持编订的《五经正义》统一士子的思想。南宋时，更将朱熹所注《四书》奉为经典。自元朝始，规定科举考试经学用程、朱传注。这样一来，程朱理学取得官学地位，实现了理学与科举的结合。明清时，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乡、会试以《四书》、《五经》命题作八股文，规定必须按照官方指定的注疏“代圣贤立言”，不准发挥己意。于是，为了仕进，科场考什么，士子就学什么;怎样取得好成绩，他们就怎样做。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解决了朝廷需要的人才。统治者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学校培养士子成为孝子，就是培养君王的忠臣。所以，明清开国，都首先在地方学宫建卧碑，戒饬士子。明朝的卧碑第二条教孝;清朝的卧碑第一条教孝，第二条教忠。在历朝清帝的诏谕中，屡见“我朝以孝治天下”一语，足见统治者把士子培养成孝子忠臣的用意。可以说，古代的学校教育为士子日后做官提前进行官德教育，科举考试则进一步巩固这一成果。事实上，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包括忠诚于朝廷在内的整体素质，较之靠门第、荫袭或捐纳出仕者要强很多。当然，在成功的背后，科举考试也造成许多士子的悲哀，其摧残读书人的负面影响相当大。总之，历代统治者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进行官德教育，培养出朝廷需要的后备官员。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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