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术，一般的人对它往往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它是供奉在知识界象牙塔里的东西，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肯定是知识渊博的专家。充满引经据典的学术文章，有时在深奥难懂之下还会藏匿玄机，无法被最广大的读者读懂和接受。这种将学术研究局限在“象牙塔尖”的认识，无论是对于学界还是公众而言，都是不正常的，学术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走向大众。

　　学术研究要从知识界的“象牙塔尖”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术研究“象牙塔化”已有很久远的传统。古籍经典都是文言文，一般识几个字、会记个流水账式文化水准的普通老百姓，无法读懂文言书籍及文章，想要进入学术圣殿是基本不可能的。“五四”后提倡了白话文，为学术普及准备了前提条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倡导学术大众化，艾思奇就写了《大众哲学》一书(先连载于报刊，1934年出版单行本)，五六十年代时更提倡学者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和研究院所，让学术研究为人民群众服务。但时至今日，学术研究要从知识界的“象牙塔尖”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化，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学术著述选题冷僻，著述虽言之有物，见解亦有独到之处，但往往摆出大架，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或数十万言，有时很简单的课题要绕许多弯子，弄得读者不知所云;学术论文大量引用他人著述，已俨然成为一种规则，某些大学学报或纯学术期刊，还规定了每篇论文必须不少于多少数量的引文及尾注，以致有的研究专著，其引用他人著述文字比例竟占全书的一半以上。

　　不过，学术虽然属于“象牙塔尖”里的社会精神财富，但学术成果和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情报或专利技术，故不宜把自己关进象牙塔里，而应该让学术为社会大众服务，尽可能让学术在成果确定后甚至在研究过程中就走向大众，与大众结合。为什么这样说呢?

　　学术是一种代表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学识、新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在某一专业领域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只有公之于众，并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承认、普及(或有限的普及)后，才能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学养，付诸于社会实践，推动人类进一步认识社会、总结历史、建构理念，最后达到促进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学术的成功在于实践致用，即要及时拿到社会生活中去检验、使用，不能让学术成果束之高阁，封闭于象牙塔中，那样，学术研究就失去了它的本来目的和意义。

　　学术的成果是有时效性的，它只代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域特定时期的研究水平，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其认识水平即学术水准会随时代的前进而变化，假如把学术成果像金银器物般物质一样秘而不宣地“储存”起来，那么，其学术的研究成果常常会随时代的变迁，或被别人超越而沦于落伍或笑弃，这对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成果，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成果，它们都要走向应用即实现大众化，不能让学术凝固在实验室或书斋里。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学术的存在标志不仅仅是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更应该是一种走在时代和学术界前列的认知上的创造和创新。时下，我国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已是全球之最，但是，我们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其整体的创新水平还是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的，在自然科学方面尚不能执世界科技进步和开启新领域的牛耳，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尚未在国际学术界取得占有优势的话语权，正因为如此，我们至今也不能向“钱学森之问”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学术的“象牙塔化”也常常带来因近亲繁殖而造成学术退化的问题

　　学术走出“象牙塔”，也是学术本身获得前进或超常规突破的需要。在当代，学术“象牙塔”即指专业研究机构，它包括大学、研究院(所)、研究中心和各类学会、学术团体，所有这些研究部门、行业的专业人员，都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从业者，他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主力军队伍，是主要出成果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学术的“象牙塔化”也常常带来因近亲繁殖而造成学术退化的问题，从而造成某些领域绵延数百上千年的“误读”笑话。例如对曹植《洛神赋》的错误解读，是从唐代开始的，直至当代许多严肃的学者，都还认为这篇名赋是曹植表达对其嫂甄氏(曹丕夫人)的爱情与怀念，还杜撰出了甄氏早在未嫁前即在洛水之畔与曹植发生了“爱情”，而我们略一查史实，可知甄氏(史未载名，她绝不叫“甄宓”)比曹植足足大了10岁，甄氏改嫁曹丕是在建安九年(204)，那一年甄氏为22岁，曹植为12岁，在此之前他们并未见过面，试想，12岁的曹植怎么可能爱上22岁的嫂嫂呢?且曹丕本身是酒色之徒，甄氏则是一位贤妻良母式妇女。在曹植写《洛神赋》时，因夺嫡失败一直遭受曹丕的高压和挤压，他怎敢公然撰文悼念甄氏?实际上曹植的《洛神赋》与屈原的《湘夫人》等名篇一样，是以美女、神女来比喻他胸中的才学，希冀同是文人的曹丕能看懂寓意并赐以职务，以便一展胸中抱负。

　　身份可以“业余”、“外行”，但学风却不可以“业余”

　　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常常发生在专业研究领域，因为科班出身的后学者大都为学术大家的嫡传学生(研究生)，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老师的学识观点，他们一方面可能是认识上先入为主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不敢也不便“背叛”老师的看法，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由他们来否定老师、提出新理念，于是在学术传承中常常既传承学问、也延续谬误。也正因如此，我很赞成非专业领域自由学者或非科班的自学成才“外行”，能够加入学术领域，即实现学术研究的大众化，因为这些自由学者或“外行”没有传承的导师，因而在学术思想上就少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从而形成与传统学术方法不同的研究方向、思路和理念，也许倒可以把延续一代又一代墨守成规的学术课题的研究搞活，这就是学术大众化中的“鲇鱼效应”。当然，这些非专业领域的业余学者、非科班领域的自学成才“外行”学者，其身份可以“业余”、“外行”，但学风却不可以“业余”、“外行”，这方面对他们的标准要求，与对专业人士是完全一致的。

　　研究课题可以冷僻，但行文却不宜晦涩

　　我们讲学术的大众化，是指要在文风上来一个根本的大转变。怎么转变?让更多的外行人看懂是首要的一条，学术研究课题可以怪僻，但行文却不宜晦涩，语言也要通俗;一味地玩弄拗口文字游戏，弄得只有作者、编辑两个人看得懂，这就很不好，学术无法社会化、大众化，其成果作用就受局限。时下还有一条不好的潜规则，就是如前所述，对论文的引文、尾注规定数量，好像引文越多就越有学识似的，这不仅使学术走入繁琐考据的误区，而且也会使非专业的大众读者望而生畏。至于有的学者以引文过度来故意拉长专著，则无异于向学术的醇酒中掺水，那就是面目可憎、形同抄袭了。

　　学术是智者奉献社会的财富，是学问家劳动成果的结晶，让学术走向大众，可以让智慧启迪民智，激励思想上的变革和理念的锐意创新，故开创健康的学术风气，用好的学术成果为社会服务，实现学术的大众化，应该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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