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我们承认，蛋糕做得大了，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好处。80年代中国人民大部分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到现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巨大的促进，改革开放也使得全体人民获得了一些基本的权利，这些都是民众拥护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但是，伴随经济的发展与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贫富差距也不断拉大。近年来，即使国家数次大力降息，并加以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猛药，可是消费需求怎么也启动不了。很多学者在研究启动需求时主要考虑如何让老百姓恢复消费信心，如何改善供给结构、刺激居民消费欲望等等，他们想到的不过是怎样使老百姓手中近60000亿的银行存款分流。或许他们故意回避其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即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老百姓不是有钱不花，而是有消费需求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消费却趋于饱和或不敢花，究其原因是中国的财富占有已经非常悬殊且相当大部分的合法性令人质疑，直接抑制了需求的增长，使需求与生产脱节，是造成今天所谓的“通货紧缩”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90年代中期，有专家学者说：“目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80%的人的存款只占20%。”进入90年代末，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还有一种说法是，1997年中国最贫困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的报道，美国最穷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如果以银行存款来反映中国财富的分配状况，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更甚于美国。据美国官方1995年统计，占美国百分之一的富人拥有全美四成的财富。而当今的中国，有一百万左右的个人存款在一百万元以上。以199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三万亿元计算，仅占全国1‰的这部分人却占有全国居民存款的1／3。1994年，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有名有姓地统计出中国大陆资产超过一个亿的有十七人。还有某权威周刊载文指出：1993年全国年收入超过五万元的家庭有五百三十万，也就是说，每一百户中就有二户进入高收入的行列，估计全国已有三千万人进入富有阶层。他们虽然不到人口的3％，但私人存款却占有全国居民储蓄总额的四成。又据统计，1978年以来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0.180上升到0.467，且由于高收入者和暴富阶层实际占有的财产相当部分不是存款而是不动产和有价证券，另外再考虑中国与美国的贫富差距对比时，中国财富占有的透明度远较美国的要低这一因素的话，那么中国财富占有的不均与贫富的悬殊，可能比社会承认和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二、贫富差距过大的五种表现形式
　　综合而言，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
　　（1）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悬殊
　　高收入群体以100多万（保守估计）的个人资产超百万的中国富豪为代表，而与此相对的低收入群体是6500万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和更多的低收入居民，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近几年经济的不景气和国企改革的“下岗分流”，城市新贫困人口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1997年，中国城镇上10%最高收入户与下5%困难户家庭平均每人全部收入之比为4.71：1，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占4.97%，而600元以下的占4.37%。农村居民上5%与下5%之比大约为8.33：1。可以非常形象地把此种国情称之为“国民财富的金字塔形占有”。
　　（2）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7：1，而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1984年曾经一度缩小到1.6：1。此后城乡消费差距进一步拉大，1995年为2.7：1，而1990年只有2.17：1。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也是农民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还承受过多的不合理负担与收费。如果不提高占中国人口总量70%以上的农民的收入，启动国内需求永远只是空话。
　　（3）东部居民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拉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区域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多的资金投向东部沿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西部的开发。1995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之比为1.70：1.21：1，比1990年的1.50：1.17：1继续拉大。1995年东、中、西部非农职工工资收入为1.59：1：1.24，比1990年时的1.24：1：1.12继续拉大。1998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735美元，低于印尼；而最穷的省份贵州，人均280美元，相当於孟加拉或也门；四川平均只有525美元，相当于巴基斯坦。，1997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省与收入最低的省收入之比为2.38:1；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与收入最低的城市收入之比为4.88：1。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成为严重问题，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人才“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如果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能行之有效，这部分收入的差距将有可能逐渐缩小。
　　（4）国有经济从业人员与非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拉大
　　这首先与国有经济的不景气密切相关。从人均水平来看，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长率为３６·５％；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１３８·１％。如果考虑到后者的收入实际上远没有前者的透明度高，增长率决不止于此数。截至１９９４年８月末，国有企业的人均月工资为325元，其它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为477元，而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月收入可以达到600-2000美金不等。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全国有１００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４００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
　　（5）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1997年，金融保险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其他经济单位之比为1.80：1，航空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与制造业职工工资之比为2.84：2.03：1，外贸、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如果再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只有创新与垄断能获得超额利润，对于创新其他企业可以跟进，而垄断能否打破则取决于超出一般企业能力范围的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所以唯有垄断才能长期获取超额利润。不难看出，上述职工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或部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如邮电通信、航空、电力、烟草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一些可以放开的垄断部门将首次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国家也应对另外一些属于自然垄断的部门加强管理，防止其过分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把自身局部利益建立在社会总成本的增加上。
　　三、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探讨
　　1、农民贫困与低收入的原因
　　中国的贫困问题很大部分是农民与农村的贫困，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从总体而言，城乡的差距却在拉大，近年来农民的生活改善的步伐正在放慢。
　　（1）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是损害农民经济利益、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应属于农民的一部分收入作为工业化起步的资金积累。现在，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判断，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这一阶段的工业应反哺落后的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与技术装备。但现实却相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存在，而且还相当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1989-1992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5.3%，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升了33.59%，高出28.29个百分点。1993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使农民增收了13亿元，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农民增支11亿元，农民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又被抵消掉了。1994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185.7（以1988年为基期），高出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5.6个百分点。1995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27.4%，比同期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幅度高7.5个百分点。1989-1992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0.7%，“八五”期间仅为4.3%。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农业仍然在为工业积累资金，农村仍然在为城市积累财富。目前中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已经较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提高的余地所剩无几，所以应从其他方面入手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
　　（2）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与农业的分散经营
　　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还有很多农民在继续着他们祖先习惯了几千年的刀耕火织，在我们解决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后，才有资格谈农业现代化。而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经营的分散化所带来的弊病也开始显现，主要有影响和妨碍农业的产业化与机械化等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昂的生产成本与低收入，农民的低教育程度也继续把贫穷传递给下一代。
　　（3）农村人口压力大，而可用耕地相对较少
　　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与大部分的人口增长都在农村，人口问题已成为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多的人口基数与人口增长抵消了相当大或全部的农村收入增长。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加上可用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率偏小，很多农村劳动力因为缺乏耕地而白白闲置，这就是严重的农村隐性失业问题。
　　（4）非农收入的减少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主要表现为近年来我国的乡镇企业遇到许多困难，发展速度明显放慢，效益不佳，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5）农村基层的腐败严重、农村行政开支巨大与农民的政治弱势
　　腐败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农村当然也不会例外，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城市还严重。腐败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与无效率转嫁给并不富裕的农民，是他们所不能够承担的，唯有希望目前的农村基层选举能稍微改变一下现状。虽然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率很大，但农民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结构中的弱势阶层，缺乏政治影响力，更没有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权，自然很难利用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很难促使政府增强对农民的关心。
　　（6）城市的高进入壁垒与城乡的对立
　　曾几何时，外出打工成为许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心愿。本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当国家完成初期工业化后，城市化进程将逐步加快，多数农村人口移住城市。但中国的特殊国情再次起了作用，工业化后并没有使城市化加快多少。由于存在以没有公平可言、近乎苛刻的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市高进入壁垒，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大大放慢。又因为城市对农村一定程度的剥削与城乡生活水平的悬殊，引发城乡对立的滋长，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有可能在某种环境条件下激化。
　　2、东部居民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
　　（1）改革开放的地区外部环境不同
　　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广东不毗邻香港，福建不毗邻台湾，广东和福建还会不会成为中国的经济强省？正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大量港台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人才的流入，使两省迅速崛起，远远抛开其他绝大多数省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毗邻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这就成为决定东部与中西部引进外资数量悬殊的重要原因。
　　（2）国家对东部政策与投资的长期倾斜
　　在国家缺乏建设资金投资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用政策的优惠来代替资金的投入，极大地促进东部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向中央要政策与善于充分利用政策是东部相对于中西部的又一重大优势。每年国家的投资也多数流入东部。
　　（3）东部与中西部的总体企业构成不同  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虽然使中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拥有比东部沿海更雄厚的工业基础，但这种优势迅速被东部企业体制的先进性弥补。改革二十年以来，非国有经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漠视，而给予民营企业在贷款、行政、金融服务等领域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会更快，改革开放的成果会更大，银行也不会因为对国企的“无私奉献”而负债累累、濒于倒闭。目前中国的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哪个地区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我们空谈国企改革几十年还是未见成效，倒不如象吴敬链所主张，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撤出，让有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来搞更有利于国计民生。所以基于上述考虑，在某种意义上，东部与国企所占比重较大的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必然与理所当然的。]
　　（4）东部与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差距
　　东部主要是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加工工业与一部分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而中西部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东部提供生产原料与初级产品、半成品。就象工农业存在剪刀差，东部与中西部的产品交换也同样存在剪刀差，一部分本属于中西部的国民财富就这样流入东部。
　　3、国企职工低收入的原因
　　（1）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低下
　　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少，并开始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体制矛盾，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喊几句大跃进式的“三年脱困”的口号就能解决的。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国企经营效益如此之差，职工工资又怎能提高呢？
　　（2）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实行的低工资政策
　　“低工资、高福利”是国有企业一贯的作法，而今时今日，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时，国企收回了颇具吸引力的高福利，但低工资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改善。
　　（3）国企改革的成本由职工承担
　　比如近年来，为解决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冗员问题，让成千上万对国有经济发展曾作出巨大奉献与牺牲的国企职工“下岗”。如果单*这个办法来实现国企三年脱困，也就太“翻脸不认人”了。如果只有职工的下岗而不去改革国企的管理、经营机制上的缺陷，企业始终还是会垮掉的。如果国企经营者能同职工一样下岗而不是挪个窝，那么积重难返的国企还有被救的一丝希望。
　　4、政策性的劫贫济富
　　举个简单的例子：2000年，政府用政策与国家舆论造市，便于一些利益集团先用公款或银行贷款将持续低迷的证券市场拉高，再伺机出手，让普通股民去承担股市回落的损失，或是利用股市为奄奄一息的国企与债务累累的银行的脱困圈钱。这样的政策，可能也只有中国做得出来。一些为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策，出台迅速、实施果断，如近两年来一系列的裁员下岗、削减社会福利、改革住房与医疗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都明显是加快衰退、增加社会冲突之举，唯一作用只能是减轻国家负担。民众不愿意消费，不仅是因为预期收入下降，也是因为预期支出增加，如子女学费，医疗费用，住房购买，水电煤气，服务维修，大概什么都要自己花钱，因此必须储蓄。而预期支出增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本来应该由政府负担的改革成本，不断地向民众头上转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让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民众头上，不仅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削弱他们的消费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破坏改革的声誉，影响党和国家的威信，打击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
　　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行国债，出售国有资产，以承担部分改革成本。但这只能是短期过渡性办法，因为国债是要还的，国有资产也是卖得完的，最终还是有一个由哪个社会阶层承担的问题：是向富人征税？没收腐败分子来源不明的财产？还是以通货膨胀形式再一次向社会大多数人转嫁？如果是后者，未来的政府信任危机肯定不可避免。
　　四、贫富悬殊对中国社会的危害
　　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相当有限的国家，一部分人的暴富，很可能导致其他人的收入低下和贫困。同时，巨大的财富差距会使人们的心理天平难以平衡，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衡、不安、疑惑之中，造成不满情绪的滋生和蔓延。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解决，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和冲突，危及社会稳定与安全。这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动摇了诚实劳动的思想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人民目睹了太多的非法致富、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当权者很难从现实中用诚实劳动的高尚思想教育人民并要求他们效仿。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藐视和不相信诚实劳动，引发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2、民众不满情绪的日益积累
　　不满情绪主要表现为反社会倾向，它可分为两个层次，比较温和的可以称为“社会不满”，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成员因在资源与财富的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社会的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主导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为。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改革以前，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高，低收入的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分化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由于利益的分化，个人财富占有差距的拉大，在社会出现新暴富阶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层，底层社会由两种情况构成，一种是长期以来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贫困层，如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如前所述，由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也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近年来的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重大刑事案件的经常发生之中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所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仇富”情绪很强烈。
　　3、社会结构的分化
　　改革十余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1)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集团包括私营企业主、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腐败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类的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在暴富阶层中，资产在一个亿以上的已不在少数。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更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加上他们大部分人的资产在当今社会不具合法性，不敢暴露在阳光下，而且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回避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西方国家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因此，目前已出现了相当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家属去国外定居的倾向，这可以从我国每年的巨额资本外逃数字看出。有人测算，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换句话来说，即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还是永远地消失。
　　(2)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复杂。主要由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构成。普通受益阶层是中国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从而使得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
　　(3)被剥夺阶层。改革十余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多的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还包括众多的少数民族居民，还有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与地位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与失落感。这个阶层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由上述可见，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群众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在回答“改革是否应该放慢？”的问题时，持同意态度的占43.4%，持不同意态度的占38%，另有17.6%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极大热情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三资”企业职工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了更明确的对改革的支持态度。
　　五、减小贫富差距的方法与出路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这应是我们处理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方针，对于理顺收入关系，消除不满情绪，疏导社会心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减小贫富差距必须要坚持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原则，以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一方面要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妥善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要对于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历史问题，避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切实遵循享受改革成果与承担改革责任对等的原则，考虑解决改革对部分人收入和生活带来的影响
　　1、改革社会分配制度
　　可能有人会认为，改革现有的社会分配制度不仅是极左的平均主义作法，而且将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但我相信，能使中国社会倒退的恰恰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持续不断的杀贫济富，是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是劳动人民从相对贫困变为绝对贫困。历以宁说过：“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可惜他没有想到，问题的关键是小饼不会自己变成大饼，小饼要变成大饼需要全体民众巨大的付出和劳动，如果连小饼都分配不公，他们会认为即便做成大饼而分配给他们的也绝不会是大饼。这样，民众是否愿意继续付出艰巨的劳动和牺牲（忍受下岗、失业和生活水平的降低或者即使在岗收入但很低），是否愿意通过这种巨大的付出和牺牲把小饼做成大饼，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在目前贫富差距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如果不从国民的总体收入上来解决，不调整现行的社会分配制度还要用什么方法？调整业已严重不公的分配制度又怎么能说是平均主义思想？这恰恰正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体现。其次，今天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是杀贫济富与财富积累非合法化的结果，既不是消除平均主义的必然结果，更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相结合的合理结果。
　　2、强化税收（特别是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缴，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力度
　　主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系统和普及“三条线”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个人税收方面，要加强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1998年个人所得税征收300亿元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漏收600亿元。另外，结合实行金融实名制，开征遗产税、地产税、赠予税和利息税，开征新的个人税项目，以降低相对过分的高收入。
　　3、依法治国，增加个人财产的透明度，杜绝官员的“按权分配”
　　这方面主要是首先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依法规范各种收入分配行为。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所得，加大对有关部门非规范收入的限制力度。其次对于国企改革中出现的资产重组，要加强政府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体现公平分配原则。再次是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消除各种腐败行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反腐倡廉的一系列规定和制度，积极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强化群众监督。坚决清理各种名目的“小金库”，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严惩政府机构和垄断行业的腐败行为。
　　4、强化政府减少贫富差距与反贫困的职能
　　政府必须将它有限的能力与物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且应该完成的首要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治与法制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 (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目前我国政府的职能并没有正确、清晰地定位，对应由市场起主导作用的国民经济管得过多过死，而应该花大力气抓的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教育科研等“主业”却关心不够，有点“不务正业”之嫌。另外，应从法律角度来确定减少贫富差距与反贫困，建立有关法律法规。
　　5、  改革行政体制，减少行政对经济的过分干涉，降低寻租的机会
　　按樊纲的说法就是“减少公权的数目”。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失误在于，没有利用经济的繁荣时期加速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想依*暂时的表面繁荣避免改革的深化，掩盖权力资本化必然导致的社会危机。等到经济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时，改革的紧迫性与社会不稳定必发生冲突。中国的公共权力基本上都垄断在政府机关或公营的公共服务单位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数以千万计。中国政府机构的权力太大，各部门上到中央各部，下到一个基层的乡政府都全方位地插手管理、控制着老百姓的日常事务，很少有什么事情是能让个人自行办理的。同时，在中国，媒体、教育、医疗、水电等公用服务事业，都不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老百姓需这些服务，就只能与这些公营机构打交道，这些都增加了行政权力寻租的机会。观点碰撞
　　网友梳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问题，其宗旨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带动后富起来的那部分，从而达到共同富裕。只是在改革开放刚做出些成果人民刚尝到些甜头的时候，决策阶层就忙着分享改革开放还没完全熟透的果实，然后做些“面子工程”以说明中国几乎强大到发达国家水平，而搁浅了“带动没富起来的那部分”这个主要目的，以为用鲜亮的外衣可以消灭身体的烂疮，岂不知那样只会包裹着掖藏着让它烂成毒瘤。从来都是政治体制决定经济体制，如果政治体制的弊端大到特权阶层可以翻手云覆手雨，占着国有的土地和资源养肥连带九族的家眷及给予他利益的少数“有眼光”的投机者，那么经济体制的健康再怎么改革也只是镜花水月，穷的还是那部分没用女儿去曲线救国的寻常家庭。如果社会主义的表皮下隐藏着某些资本主义的实质，会不会比资本主义更黑暗？ 网友摩登时代：说真的，我们平民老百姓不是很计较谁当老大，重要的是这位老大是为我们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所以什么普选，专制都无所谓，只要老大让老百姓活就可以了。
　　然而眼下的老百姓的生活真的不堪入目，上层社会吃香的喝辣的，老百姓却一边过着饥谨的生活，一边在骂娘。
　　你要说乐观，我一点都不感到乐观。
　　同时我感到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贫穷是会产生恶性循环的，相反，富裕也会成良性循环，除非这个人真的很笨或沾上了某些坏习惯，比如吸毒赌博等。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包括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苦过来的。
　　网友豆缘：不要丧气，作为中国人不该这样！我们身为中国公民有义务为国家出一份力。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无能为力，才使多官贪赃枉法，腐败成河啊！！！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认真举报贪赃，不贿赂，检察院多做些事，那哪来贪官。
　　网友玉林米水Θoо：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现在面对问题太多了，内外忧患，唉!难解决啊！我们不能不面对实际的问题，我觉得，由于我们井民一般会存在激烈情绪，难免会针对国家某些不当有意见。但我们应该从更深的角度去想，如果我们改决了我们所想到的一方面，我们是否会使别一方面反过来糟受到损失呢？大家都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太多的我们只得一步一步去解决。我们都是爱国的！
　　网友摩登时代：说真的，我们平民老百姓不是很计较谁当老大，重要的是这位老大是为我们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所以什么普选，专制都无所谓，只要老大让老百姓活就可以了。
　　然而眼下的老百姓的生活真的不堪入目，上层社会吃香的喝辣的，老百姓却一边过着饥谨的生活，一边在骂娘。
　　你要说乐观，我一点都不感到乐观。
　　同时我感到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贫穷是会产生恶性循环的，相反，富裕也会成良性循环，除非这个人真的很笨或沾上了某些坏习惯，比如吸毒赌博等。
　　其实人人都知道这些道理，包括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也是这么苦过来的。
　　我引用这兄弟的话，是因为说的真的不错说实话，现实社会真的让我很沮丧！记得我的老师就曾说；现实的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哎！一言难尽的苦闷和辛酸啊！做为中国人，只是要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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