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名家钟叔河之《过去的大学》断言"过去的大学"就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

　　那么，“过去的中学”呢?

　　民国史学者傅国涌先生之《过去的中学》以为便是："北师大附中、天津和重庆南开中学、江苏扬州中学、浙江春晖中学，北京101中学、上海中医书院、绍兴府学堂(今浙江五中)、澄衷学堂……"

　　据《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披露，对一些“老中学”的历史情有独钟的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被人质疑："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种教育认识误区。

　　此偏见缘于时下愈演愈烈之应试教育之大环境。

　　傅先生有个"错过中学有点晚"的观点，他引用历史学者雷颐的话来佐证：“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诚哉斯言!

　　事实上，教育领域对“过去的中学”的怀旧之情目下正在“发酵”。

　　有学者认为，教育怀旧作为一种哲学抑或时尚，"是一支镇痛剂，抚慰喜新厌旧的本性带给人类的煎熬"，"是一个减压阀，引领人们从痛苦的应试地狱去悠闲的素质天堂放松精神"。

　　窃以为，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当在应试喋血的教育土地上反思：“‘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而是深深地留在民族的记忆里?

　　回眸晚清与民国，那时钟情于教育大业者都有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献身精神——"教育救国"。

　　人们怀念张謇，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一位状元，后来是一位实业家，更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位教育家。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他说：“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同时，他又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为此，他倾尽家资办教育而无怨无悔，达到"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之地步。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有语：“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这是他一辈子的梦。

　　这种"教育救国"的献身精神是一种"良心发现"。这种"良心发现"是当年华夏积贫积弱之现实"倒逼"教育良知者的结果。

　　"倒逼"之下，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生焉。近代教育史上让人感怀之细节连连……

　　晚清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后因民众冷漠面临倒闭而吞服鸦片自杀，以生命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之感动，于是募集资金继续办学，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即杭州十一中学，现称惠兴中学)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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