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链接】
　　近段时间，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话题陡然升温。先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全民翘首以盼；接着有媒体报道了陕西尝试“劝富济贫”，动员国企和煤老板出让利益的做法，引起舆论热烈反响；而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透露，要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调控，原有综合性“工资条例”很可能被拆分成单项条例出台，再度惹来坊间的诸多猜想。
　　【标准表述】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经济在把“蛋糕”做大之后，必须关注分“蛋糕”的公平性问题。中国目前的财富分配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绕不开“劫富济贫”这一指向，这不仅关系到不同利益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以及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如何按照社会期待的公平指向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路径问题本身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区域之广、范围之大、阶层之多、利益之复杂的改革，破解各种阻力、调整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机制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因此，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设计“劫富济贫”的制度性方案，并在法治化的路径上稳步推行。
　　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首先必须推进政府职能深度转型。财富分配机制的扭曲，很大程度上与政府职能有关。而一个权力受到严格法治限制的政府，一个失去“优先将蛋糕分给自己”权力的政府，是建立社会财富公平公正分享机制的前提。深化分配改革，就必须着力完善法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定位，使政府回归“守夜人”的服务型角色，从而在根本上遏制权力不当行使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均。
　　其次，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关键是要对垄断行业收入进行法律规制。控制垄断行业和资源行业的暴利，矫正企业高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畸高，是公认的分配制度改革难点和重点，而打破垄断集团利益，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最有力的手段是法治。如果不从法治层面对高收入阶层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那么整个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机制便大打折扣。
　　针对类似高收入阶层的分配不公等焦点问题，必须在完善法治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手段着力破除市场垄断，严惩不当得利的暗箱输送。
　　再次，分配制度的法治化改革，还需正当理性开放的程序机制做保障。社会财富分配改革涉及全民切身利益，不能闭门造车，需要采取开门立法的路径广泛征求民意。改革中充满着各种利益冲突，要防止利益集团的干扰，就应当在方案的形成中让民众参与，交由社会公开讨论，在制定程序中融入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情怀”，确保不同利益阶层和主体在一个透明、平等和公开的环境中充分博弈，最终形成合乎现代民主政治的利益分配方案。
　　最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涉及的一些领域，如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综合财税配套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等，有的需要进入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在立法的指引下使改革进入实际操作。如此才能赋予收入分配改革充分的合法性，并将其实施过程纳入法治轨道，确保改革的权威性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