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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铁男案后，限权和放权改革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焦点。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推动放权改革，强调不能什么事都到北京来批，强调以简政放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一直强调的关键词，新一届政府也拟以放权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放权”确实把握住了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贪污腐败是源于官员手中权力过多过大，市场化改革的烂尾是过多权力被垄断在政府手中。无论是治理公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还是解决种种经济问题，都要从限权、放权和分权改革着手，不仅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更首要的是把关在笼子中的权力放出来，也就是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众。我更看重放权改革的效应在于，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摆脱“政府说什么公众都不信”、“什么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被动局面。

　　好几位高层领导都推荐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位政治学家说过一句经典：当政府取代上帝时，连最无法避免的天灾都会归咎于它。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政府自命为万能的上帝，手中掌握着太多太大的权力并对万事大包大揽时，人们会习惯性地将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将一切不该由政府负责的灾祸也都归咎到政府身上，政府会成为所有责难的中心和所有怒火的集中发泄点。

　　权力是个让人着迷的好东西，自古以来人们都迷恋和追逐权力，依附权力，想方设法去占有权力，迷信占有了权力就能通吃一切。可权力往往与责任和义务相伴而生，有多大的权力，就须承担多大的义务。这种理念投射到政府身上就是，无限责任对应无限政府，有限责任对应有限政府。

　　当下，政府公信屡遭诟病的一大症结正在于：政府和官员手中掌握着太大的权力，在舆论和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全知全能”形象，处处有审批的身影，时时有监管的目光。虽然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已向社会和公众分出了不少权，但政府手中的权力依然过多过大。当政府以全能的上帝自居，手中掌握着似乎是无限的权力时，自然就会被舆论和公众课以无限责任。

　　很多官员都抱怨过，舆论对政府过于苛刻，赋予了政府很多他们无法承担的责任。地震预测是一个世界难题，每次发生地震后，政府部门都会受到批评。泥石流是自然灾害，可灾难发生后人们本能地会想到政府。人的生老病死方面，只要有坏消息，无论怎样不可避免的灾难，政府总会被千夫所指。人的吃喝拉撒方面，只要有需求，人们就会理直气壮地把目光投向政府。这要负责那要负责，不要怪民众苛责苛求，政府享受着权力的集中带来的利益，就必须为所有问题负责。

　　当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府时，公信没有办法不受损。当政府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难，被赋予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时，官民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民怨沸腾地指向政府，可政府又无法满足这种期待，权力这时就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所以，放权改革对政府是一种减负改革，分权给社会和民众，失去的是权力，得到的却是轻松;放手的是权力，同时减去的是重负和枷锁。交给社会去自决，出了问题，社会会分担责任;交给民众去民主决策，出了问题，民众自己会承担选择的责任。这是民主决策最大的好处，政府虽然放弃了专断，同时也卸掉了责任，不至于一出问题就矛头都指向政府。

　　政府有必要谦卑地示弱，承认“这事儿政府办不了”、“那事儿政府无能为力”，这不仅无损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反而能树立实在的形象，政府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官员的理性有限，政府的财力有限，很多事情交给市场和企业办会更好，这没什么可羞耻的。一味地逞强，将什么权力都揽在手上，岂能不成为众矢之的。“那事儿政府无能为力”对应的其实是“那事儿政府不应该负责任”。

　　专权的结果，是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专权者手中，而民主的结果则是，参与决策的每个人分担了责任。一个民主的社会虽然也有民怨，但不至于事事都归咎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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