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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方向性的思路调整远远不够，针对地方债务具体的监管，我们还应尽快引入数目字管理的公开考核机制。如果把地方政府负债率与政绩考核挂钩，如果政绩考核与某些政府投资的政绩工程脱钩，显然，地方政府就会进行理性选择，是大肆借债还是有效控制债务。如果各级人大有效监督地方政府花钱的权力和借债的权力，相信会收到一定效果。

　　审计署日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大肆借钱融资的做法较为普遍，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透支未来，大举借债就像虱子多了不怕咬。(《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12日)

　　地方政府为何旧债难还又添新债

　　虽然报告披露的内容并不很完整，如提到不同问题时涉及的省份和城市的组合不同，且没有相关省市的具体数据，以致人们很难联系其他相关数据，对一个地区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但是，就已经披露的这些内容而言，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上做一些量化比较。如这些地区债务余额年均增长6.47%;其债务总量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超过西北5省区经济总量的总和……

　　适度举债，对发展经济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俗话说“穿衣吃饭量家当”，借多少钱，要看自己能还多少钱。过度借贷，资不抵债，后果是灾难性的。这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金融业本是要借鸡生蛋的，10个鸡蛋应该变成12个、14个，越来越多。但由于一些借鸡蛋的人没有能力偿还，导致鸡蛋越来越少，终至难以为继、危机爆发。

　　中国地方政府的过度借贷、债务增加，与西方金融领域的债务危机相比，相同的是，都会导致鸡蛋越来越少;不同的是，借贷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地方政府。本来，在分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可以动用的资金主要就是地方财政收入，加上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只要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维持地方社会正常运行且不断发展改善的资金，就应该得到保证。而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从地方实际出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在GDP的指挥棒下，一些投资项目，显然超出了实际需要和可以承受的能力。

　　比如一些特大城市建设多个功能重复的标志性区域;很多城市建设了众多大大小小的广场，有的县城广场容纳全部县城人口都有富余。这些重复建设、超大规模项目，都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所以只能或借贷或赊账。而其中的许多基础性项目，本来就不属营利性质，一些商业性项目又难以收回投资，以致一些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甚至以卖地来还债。审计署的报告称，4个省、17个省会城市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的债务余额，占这些地区债务余额的54.64%，从而又对房价的居高不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GDP、债务、卖地、房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愈演愈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日趋突出。

　　之所以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很大程度在于一些地方领导只追求任内的速度，追求留下形象工程，而不顾拍屁股走人后留下的一大摊债务，不顾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改变唯GDP的做法之外，还要对借债、偿债行为进行科学评价，并确定其与经济增长、财政增长之间的合理关系，以此作为评价地方发展和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青年报 潘璠)

　　地方举债“虱子多了不怕咬”?

　　一些地方政府连年举债，债务数量极为庞大，却还要继续“举债”，就像新闻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已经到了“虱子多了不怕咬”的地步。然而，巨额的债务之下一些地方政府真的不怕“咬”吗?当然不是，所谓“不怕咬”只不过是对“问题”的拖延，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笔者看来，首先应该让地方政府知道“痛痒”。应该由中央有关机关牵头组织一次全国性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对于各地债务总额予以进一步厘清，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偿债能力等进行一次科学精细的测算。如果一些地区所借贷债务额度处于可控水平则罢，经测算分析处于“危险”期或可能引发其他不良后果，就应该对这类超额度借贷风险发出警告。

　　其实，对于地方债务的风险评估，一些地方已走在了前列。2012年广州市审计局，就根据当地人大赋予的职能对本地债务进行过相关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年末广州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总体债务率为69.49%，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总体偿债率为15.4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100%债务率和20%的偿债率的警戒线标准，风险总体可控。也只有让负债的地方政府知道债务风险现状，以及可能面临的种种危机，才是遏止他们继续“背债务虱子”的前提。

　　其二，对于事实上逐年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有关部委应有所作为。可以设置一个风险底线，从借贷政策或经济政策方面予以调控和制约;可以通过中央银行，采取金融手段或金融政策，收缩地方债务额度，逐步缩减地方各级银行给政府放贷的权限等。

　　其三，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监管，增加举债难度。

　　当然，最根本的“捉虱子”的方式还是打消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个别地方政府大举举债，部分用到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但并不排除有部分被挪用到了政府形象工程上。个别地方举债兴建豪华办公大楼，动辄数千万上亿资金就是这样的典型。个别地方政府“举债度日”，不是为民生而是用于“三公消费”，用来透支高昂的“养人成本”(机构臃肿等)等。只有真正改变不当的政绩考核方式，让地方官员摆脱“形象工程思维”，让政府借债更多地受到公众、人大、审计等方方面面的监督，才能逐步“剥离”越来越多的债务“虱子”。(毕晓哲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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