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刑事司法真正做到定罪必须板上钉钉、纠错可以疑罪从无，我们的错案发生几率就可能大大降低。

　　错案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针对10年前发生的一起“强奸致死案”，浙江省高院近日再审宣判，两名当年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的被告人，在服刑近10年后终获自由。

　　沉冤10年的重案，在司法纠错程序下得以昭雪，这与以往“亡者归来”的冤案揭发相比，体现了司法正义的自我矫治功能。应当说，浙江高院启动再审程序，依照证据标准作出无罪判决，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诸多错案揭底后的被动与危机，不仅在实体上归还被告人一份“迟来的正义”，也在程序上挽回了一点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不过，既然是错案，其发生的逻辑就值得剖析，动辄服刑10年方得以洗冤的纠错过程，也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现代法治国家，证据是构成刑事司法的正义基石。采取什么样的证据标准，依据何种证据判断规则，判决罪与非罪的证据界限何在，这些不仅关系到个案的正义能否实现，更隐含着刑事司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上的价值取向。立法上，我国设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性标准，但在具体定罪过程中，什么情况才符合“确实充分”的要求，往往受到当时当地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影响。于是在实践中，对证据不那么“确实充分”的案件，就可能基于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而降低证据标准，并通过量刑打折的方式予以折中处理。

　　错案的发生或许各有各的情由，但共性原因都是证据标准的降低，导致司法正义的失守。本案中，我们并不清楚当时原判的证据采信如何，但从二审判决降低量刑标准的信息中，不难体会到司法机关在证据上的“不自信”。对此，再审判决明确指出，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可见，在证据充足与不充足、确实与不确实之间，法官选择了有罪但轻刑的折中处理方案，这恰是酿造诸多错案的根由。

　　与定罪降低证据标准相反，刑事司法对纠错的证据标准往往要求严格。面对被告人及其亲属的申诉，如果不是掌握了确凿的无罪证据，司法机关一般不会轻易启动再审程序。本案中一被告亲属10年来不停申诉，之所以至今才得以再审改判，就是因为新的DNA证据与被告不符，而与另一案件中已被执行死刑的犯人相符。这种定罪可以疑罪从有、纠错必须板上钉钉的司法逻辑，显然与现代刑事司法要求背道而驰。什么时候，刑事司法真正做到定罪必须板上钉钉、纠错可以疑罪从无，我们的错案发生几率就可能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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