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阳市樊城区“马上办”办公室引发网友热议。设立“马上办”是当地政府部门作秀，还是决心转作风促实干?是一种花哨的形式，还是承载着“为民服务”的实质内容?它到底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应当说，在部分干部作风拖沓、不作为的背景下，襄阳市樊城区设立“马上办”办公室，为公众提供一条高效率的办事通道，其初衷值得嘉许。但是从根本上讲，“马上办”办公室的设立，从侧面说明各级机关转作风工作的落空，所以其必要性值得商榷。

　　“马上办”本来是对各级党政机关最基本的工作要求之一，相关部门如果在日常工作中都能做到不拖沓、不推诿，何必再来一个“马上办”?因此，单独设立“马上办”难免有越俎代庖的嫌疑，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门办事拖沓、推诿的作风已比较严重。樊城区如果不是设立“马上办”，而是做到马上处理不马上办的职能部门及其相关责任者，一定会更加管用。

　　同时，“马上办”自身的工作效能也未必能保证。樊城区“马上办”由纪委牵头，由治庸办、纠风办、优化办等六办合并成立，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区纪委、作风办等部门。六办合一办，机构虽然得到了精简，但工作效率能否提高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就职能而言，“马上办”与治庸办、纠风办、优化办实质上是重合的，原来六办都没能办好的事，指望“马上办”办好，显然不太现实。办公室的名称换一下容易，而官僚作风却不是那么好改的。正如网友评论的那样，如果“马上办”自己都不能做到马上办，是不是又该设立一个“必须马上办”?如此循环，岂不滑稽?

　　另外，“马上办”从本质上讲属于运动式执法和人治思维，如果“激情”退却或领导更换，会不会偃旗息鼓?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早在2007年，山东省临沂市就曾大张旗鼓地开展过“马上就办”，并在全市举行大讨论，但现在被部分市民认为“只是形象工程”，有人反映，临沂“马上就办”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

　　因此，对个案而言，樊城区“马上办”或许能有所帮助。但是从长远看，要改变某些政府机关办事拖沓、推诿的官僚作风，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一者，要改革党政机关现行的关起门来自己人考核自己人的工作作风考核模式，将评判机关作风的话语权交给公众;二者，对于不能马上办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问责。在依法行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这办那办的，都不如依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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