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在看央视“面对面”节目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机构，大至一个国家，判断其文明程度，有一个终极标准，或者说最高标准，就是看其对人的尊重程度，对生命的尊重程度。

　　3月31日晚，央视“面对面”节目把发生于3月20日的中关村弃婴事件再次推到公众面前。制片人的意图，可能是想探讨如何完善弃婴救治机制，但是，引起我关注的，是当时参与抢救弃婴的一位志愿者杨景伦，他看上去才二十多岁，在发现弃婴地点附近的一座大厦里上班。小伙子和别的志愿者一起，把已经冻坏了的弃婴用羽绒服包裹起来，急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和医生一起为弃婴暖身。当医生问谁是弃婴的家属时，杨景伦说“我是家属”。换了别的人，可能会参与抢救，但要当“家属”，可能会犹豫。“家属”可能意味着责任和一连串你意想不到的麻烦。中国的古训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而且对一些人来说，不把自家门前的雪扫到别人门前去，就算不错了;杨景伦在事关人命时，却把本不是自己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事关人命，是一些人退却的理由;事关人命，是杨景伦上前一步的动因。杨景伦最早看到这个弃婴时，赤裸的小身体躺在一辆三轮车上，身子下面是冰凉的铁皮，身上只盖着纸盒。“面对面”节目里，杨景伦对央视主持人说当时他想骂人：“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他盖点儿东西都行!”对生命的痛惜、爱护，是杨景伦内心最光辉的部分;这样的内心，是人性、人道的高度，也是人类文明的高度。

　　康德说：“人，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并不仅仅是作为某个手段给某个意志使用的”;“人之为人，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其他目的所替代的、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以生命为目的，杨景伦自愿成为抢救弃婴的“手段”——在“人”的意义上，他自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即康德所说的“不能仅仅作为手段”。

　　但是，在别的场合，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杨景伦以及像他那样的普通人，能够避免“仅仅作为手段”的命运吗?比如，“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他的健康直至生命，失去了作为目的的价值，只是充当了“人口红利”的成本，充当了换取GDP的“手段”;在屡屡发生的矿难中，矿工的生命成为煤产量里面的一个数字;在应试教育体制中，学生和教师都是“升学率”里面的一个数字;在冤假错案中，人是“破案率”中的冤魂——“人”，仅仅被当作手段、工具、耗材，即物质化。那些不敬畏生命，把别人仅仅当作工具来使用的人，他们自己的生命先已被工具化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性的失败。

　　国家主席所说的“人生出彩”，是国家对国民的承诺：创造条件和机会，让每一个人平等享有人生出彩、人生成功的机会。有人甘愿平淡，有人能力有限，因此，可以有人不怎么出彩，但是，绝不能允许有人为了自己人生“出彩”，让别人“挂彩”，不能允许有人用他人的生命和尊严来换取各种光鲜的名号与利益，不能允许有人蘸着他人的血泪书写自己的“辉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杨景伦体现出来的正面价值就会受到压抑，甚至被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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