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前，32岁的漯河人周三江倒在郑州东区的马路边上，再也没有醒来。周三江72岁的老父亲来郑州商都路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时被索要3000元运尸费，而且不开票据，这个数字顿时吓住了老人。从周三江的死亡地点到医院太平间区区15公里，为何会花费3000元运尸费?警察和太平间工作人员均表示，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七旬老人遭遇丧子之痛，却不想在支付儿子的运尸费用时，又遭遇了15公里3000元的天价。可能这条新闻引起很大关注，更多是在于周三江老父的弱势身份——低保户，只有三亩地，一年种地的收入也不过3000多块钱。但是更需意识到，这样的天价运尸费，其实质就是另一形式的有偿执法。

　　按理说，遇到死亡事件，在死者家属不能及时赶到的情况下，当地派出所将尸体妥善安置，只是警察公务里的一个基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执法经费一般都由国家财政埋单，如确实超出了执法开支的正常范围，那么收费也理当只是着眼于基本费用的承担，而非以市场价来核算。可在这起事件中，当初警方称垫资3000元运尸体，到了运尸老板那，却变成了可以讲价钱的问题，可见，警方实际上不可能支出了3000元的运尸费。那么，警方在这个过程中，也间接成了收益者的角色。且当老人无法交齐运尸费时，连火化申请手续也不能办理，又不免有以公权进行勒索之嫌。

　　警察作为执法人员，一方面是执法者，另一方面又当是服务者。当一个七旬老人遭遇丧子，要靠卖粮来办后事，毫无疑问是个需要被同情和救助的弱势者。执法机构在这样的个体遭遇面前，除了履行基本的执法程序和任务，也不能回避具体的个体困境。至少在老人无力支付运尸费的现实情况下，不应该再将它们当成可以获利的对象。不予帮助，反倒以“不成为规定”试图成为获利者，这何尝不是一种执法良心的扭曲?

　　执法良心和对待弱势群体同情之心的匮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将执法对象当作可以用来牟利的对象，其实是有偿执法思维的一种现实延伸。派出所警察作为执法者，理当避免与具体的金钱利益打交道，在收取费用时本应该慎之又慎，开具具体的收费凭据。而在这里，不但费用超高，连收据也没有，这很难令人将之与公正执法的执法人格联系在一起。这与某些个案中，警察要收费才能办案是一个性质。

　　这次的“天价运尸费”或许是因为承受的对象是一名吃低保的七旬老人，而引起舆论的持续关注和同情。但我实在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引起关注，只是在执法对象无力承担这样的费用之时。当执法者不能去除利益倾向性，当执法人格与逐利人格合二为一，这是最应被警惕的公权力现象之一。

　　当执法者不能去除利益倾向性，当执法人格与逐利人格合二为一，这是最应被警惕的公权力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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