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餐最近一次出事发生在青海省大通县。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因为学生食用的牛奶或桃酥出了质量问题，导致500多名学生发生呕吐、腹泻、头晕等中毒现象。

　　这不是营养餐第一次出事。检索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湖南凤凰、云南富源等地，相继爆出“营养餐”“缩水”甚至变质的事件。仅笔者驻站的甘肃一省，今年3月至4月，陇南市武都区、嘉峪关、定西市安定区等多地，出现学生食用营养餐后疑似中毒的现象。

　　营养餐事故频发之下，甘肃省出台《通知》要求无缝隙监管，防止工作中出现空白和断层。《通知》还要求切实落实校长陪餐制度、食品留样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制度设计的初衷良好，却“苦”了一线的校长们。笔者近日走访了甘肃几所农村小学，小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叫苦不迭”，苦笑营养餐成了戴在他们头上的“金箍圈”。

　　有一位校长向记者描述了他每天早晨的工作。6点天不亮就跑到学校，穿上白大褂开始忙乎。因为学校小，地处偏远，没有食堂，分餐的工作就成了校长的活。分完餐，他要到每一个教室检查，维持学生就餐秩序，监督学生们吃早餐，因为弃餐是坚决不容许的。他还必须每天陪餐，陪餐的钱得自己掏。

　　这位工作了20多年的校长对笔者说，天天牛奶鸡蛋，即使大人都会厌烦，何况小孩?但“牛奶+鸡蛋”被认为是“黄金营养搭配”，因为这种单一早餐安全系数最高。为了改善营养，他们也尝试着换花样，但最终都因安全隐患宣告失败。

　　这还不是最让校长们头疼的。头疼的是各种表格，笔者注意到，这所学校有关营养早餐的表格多达19项。每天必填的有营养餐签收表、各班领取单、学生就餐公示表、留样记录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表格有的是报账的凭据，有的是固定档案，都必须认真填写，以备各种检查和抽查。

　　“全校三分之一的工作是为了营养早餐。”这位校长说。而在笔者调研的“麻雀学校”，校长更辛苦，他必须身兼厨师、洗碗工、监督员、填表员、出纳等数职。校长们不得不“战战兢兢”，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保证营养餐的安全。

　　越是偏远地区，意味着风险越大。尽管招标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对西部边远地区而言，可供选择的招标食品企业并不多。企业自然不会贴钱搞配送，运输和市场流通中的成本消耗没人埋单，企业只能把配餐质量、份量一降再降。

　　笔者注意到，《国家营养改善补贴计划实施细则》中强调，专项资金是孩子们的“吃饭钱”，必须保证每一分都用到孩子身上。但对西部很多学校来说，根本无钱建食堂，没有配套资金，就连水电燃气等日常开销，都要从学校公用经费挤，更别提抽出专人负责营养餐的安全了。

　　于是，小学校长们成了营养餐事实上的第一责任人和最终安全把关人，学校的责任边界无限变大。上级部门三令五申、各种建章立制，表面上看是打造食品安全链，实际上是将监管的责任下放。现实中，校长们并没有办法监管企业的生产、配送过程，学校也没有专业检测食品安全的设备和能力，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肉眼，甚至“以身试餐”，筑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营养餐是一项惠及民生的好项目，不能降了格，变了味。解决营养餐的安全问题，也不能只靠校长，仅凭他们的一己之力，织不起营养餐的安全网。让食品安全归监管部门，让企业责任归企业，学校才能回归教育本身，校长们也才能全心关注教育。如此，营养餐才能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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