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创刊之初，曾经访问了周有光、王世襄、高莽、何兆武、李文俊、钟叔河等近百位文化老人，以“个人史”的角度记录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十年之后的今日，新京报再次探访那些文化长者，记录他们当下的生活和心境。令人惋惜的，不单是十年前访问过的很多老人已经在这十年之中悄然离开，更是他们中不少人并未获得宽松的境遇、舒展的心情。而他们的境遇自然也折射出我们文化的境遇。

　　世界上别的地方当然也有文化，也有老人，但似乎没有我们“文化老人”一语特有的怀旧感受。这一感觉来自何处?无非是我们对当下的文化失衡的切身体会以及对往昔残存的美好回忆。对文化老人的关注，或许根本无望扭转文化变迁的态势，却可能为我们找回个人的重心。

　　当然，“文化老人”绝非仅是好古者的怀旧，而是对于文化和古老的看重。它能引起深切的共鸣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我们常把“文明”和“文化”不加区分，混为一谈，其实厘清二者的精神取向，或许也就可以大致了解文化失衡的症状和病因。说到文明，其含义完全可以限制在相当的技术水平，以及社会人际间平等和谐的氛围。越来越进步的文明带给人越来越富裕闲暇的可能，带给人越来越平等舒适的人际关系。所以文明可以进步，也必须进步，在这里新的总是好的。然而文化，却必定意味着人的教育和培养，意味着人有高下之分。所以它首先要求我们承认古老的才是好的，只有经典的存在，才有教养的可能。而文化的教养不仅与舒适无关，反而让人联想到艰苦乃至苛刻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知道，没有文化这粒盐，贫者缺乏安慰，富者充满无聊，文明的人和聪明的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此看来，文化老人的寓意，并不是在趋向文明的长路上，可以让人稍事休憩的旅馆，浏览叹惋一番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而是一座座安静等待人们去阅读的图书馆，在与我们的现实所构成的张力中，回应生活里无处不在的个人选择。所以对文化老人的关注，在于真实地理解他们，尝试用他们的目光审视世界，而不只是用我们的目光把他们安放在某个可以欣赏的位置，成为我们世俗文明的点缀和附庸。否则，文化老人的现象就会是愈演愈烈的文化失衡的延伸。

　　然而可以担荷起文化老人之名的人物，其实并不易为人所理解。这才常有身后的解释纷纭，也更显在我们可与之对话的时候关注他们的紧要。许多老人，或许因为门人子弟的稀少，或许所做并非显学，常于生前默默无闻，身后亦唯知其名，不知其详。这是怎样的错过?然而最令人怅然的，还不是大环境对他们的冷漠，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们竭力去廓清扫除的重重障蔽，反而会是百花齐放，盛行一时。

　　当然，我们的一生之中，未必有缘与所有的文化相遇、相知和相契。就文化的变质和异化而言，甚至于可以说需要我们的远离和小心。然而，文化的弥足珍贵，正是文化老人所散发出的那种经典恒在的味道，它无需向前行的人招手，只静待找寻它的人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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