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国八条”的要求，3月31日是各城市应该公布本地区新建住房价格年度控制目标的最后一天。从目前各地已出台的楼市“限价令”看，大多数城市把新建住房价格增长幅度与本地GDP增长幅度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挂钩，目标设定在新建住房价格涨幅不能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把房价上涨幅度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对策。如果我们翻看全国一些城市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那些把本地今年的GDP增长幅度定在10%左右的发展目标，已属“小打小闹”级别。那么，按照这样的GDP增长幅度，今年的房价可以“合理合法”上涨的幅度，起码在10%上下。难怪有评论说，如此挂钩之后，一些地方的所谓“限价令”，与其说是“限价”，还不如说是鼓励涨价。

    从已出台的“限价令”看，各地政府对“限价”普遍持“暧昧”态度。这也难怪，要各地政府向自己地盘上的房价下手，就相当于迫使其为自己的财路添堵。只不过， “国八条”把地方政府能否完成调控房价的目标作为问责的根据，各地政府才不得不出台“限价令”。于是，在重庆、上海率先推出“挂钩”的“限价令”后，“挂钩”成了各地“限价令”的标准应对范本。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各地出台“限价令”，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土地掌握在各地政府手中，房地产市场几乎处处都有政府那只看得见的大手。这样，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市场，无疑是最灵便的做法。问题是，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灵便的做法可以灵便多久。

    无论如何，“限价令”从一个商业运作过程的末段入手，从控制最敏感的价格来形成“倒逼”之势，进而理顺房地产市场中的各种关系，使其能够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限价令”不应为“限价”而“限价”。“限价”，是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目的还在于为更多根本性治理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创造空间和时间。如果以为有了“限价令”，房地产市场调控就万事大吉了，那么， “限价令”所赢得的缓冲阶段就会被虚掷。这就是说，如果“限价令”的后续措施跟不上，那么，“限价令”为根本性治理腾出的空间和争取到的时间将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如此，“限价令”反而还会进一步累积起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的反弹力量。

    实际上，一些地方与“限价令”配套的措施已经推出。比如，有的地方政府规定，在城区内保障房建设比例不达标，或保障房建设任务没完成的情况下，将停止供应商品房建设用土地。这样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讲，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作用，比“限价令”还具根本性。以往，房价高涨合理论的支撑就是所谓“刚性需求”。试想，如果一个地方很少保障性住房，那么，负担不起商品房、但又不想露宿街头的人，其出路也只有“被刚性”一途。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那么，那些把房价涨幅与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涨幅挂钩的地方政府，不妨把工作做得再细一点，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同标准，计算出每个标准所覆盖的大致人数，由此决定保障房在整个住房建设中的比例。如果这样，则商品房价格都可以随行就市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岂不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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