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工委一领导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西方那样搞公开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这个表述，使我们看到中国主流社会对西式民主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首先是基于对金钱政治的不满。

    这种焦虑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西方发达国家有过金钱对政治的玷污，台湾地区的选举也多次发生贿选丑闻，现在中国的村级选举，一些村长候选人更是明目张胆地送烟送酒甚至送钱，通过获得行政权力，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位领导介绍说，1986年他去日本枥木县考察众议院大选，自民党的一位后起之秀本来没有被自民党列为候选人，但他想试试竞选，光竞选事务所就1000平米。当时日本有个说法叫“三上两下”，意思是投入三亿日元还有可能选上，两亿日元肯定选不上，那次他仅试试竞选，就花去了两亿日元。

    其实，有钱人进入政治，可能是一种进步，也就是一个商人经济上富足之后，开始想获得政治荣誉，而并不是通过政治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一个商人成为政治家，他的财产就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会有更多的公众与媒体关注他的企业与经营。如果这位富人过去经商没有良好的社会声誉，他就更不可能获得成功，在发达国家政坛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有钱的人必然成为政府首脑的选举例证。纽约市长是美国除总统之外最热门也最棘手的一个职位。当迈克尔·布隆伯格就任纽约市长时，面对的是巨额赤字、大批失业者和世贸废墟;3年后的纽约，经济增长，失业率明显降低，居民生活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难怪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全美最佳市长之一，他自己上班坐地铁、拿1美元年薪也成为国际性的新闻。由此可见，富人成为市长，并不是件可怕的事情。关键是他成为怎样的市长，社会如何监督他制约他。而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奥巴马也并非出身豪门，特别是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私人捐款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对金钱政治的焦虑带有某种代表性，社会上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担心有钱人操纵公开的竞选。我们如果将官员真正看成公仆，那么，有钱的人主动来当公仆，以谋求政治荣誉，对公众是不是更有意义？从奥巴马获胜来看，西方竞选领导人，与经济实力并无根本的关联，主要是个人魅力、知识智慧、应变与演说能力、组织运作能力，也就是个人综合素质成为取胜的关键。

    民主的实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民主过程决定的，也是民主的结果决定的，而且还有民主的监督来决定它最终的价值，公民选举布隆伯格那样的富人，还是选举像施瓦辛格那样有表演才能的人，这与民主的实质并无关联。因此，对富人政治的焦虑，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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