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相当突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10月21日新华社）。

    诚信在不在、道德有没有，这是一个让人纠结的话题。若说消失殆尽，中国历来又不缺“忧道不忧贫”的君子；若说都还健在，何以扶不扶老人都成了“技术难题”？当下热议的“小悦悦事件”，足以窥见民意在“道德与诚信”命题上的敏感与惶惑。

    然而，承认诚信缺失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譬如9月27日，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就认为“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道德判断要分主流和支流，从中国经济发展等事实上看，国人的主流道德风貌良好。道德是否滑坡，事实胜于雄辨。王世明的逻辑鼓舞人心，也不是毫无道理，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但问题是，“仓廪实”是“知礼节”的必然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如果钱多了就能论证出诚信等道德尺度水涨船高，洛克菲勒就不会深有感触地慨叹“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了。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得稳健而快速，但以诚信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建设跟进得气喘吁吁。这还算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事实上，社会领域的诸多现实问题，从食品安全的屡屡危机，到公权的频频失范，几乎都与“诚信缺失”有着本质上的渊源关系。

    知耻近乎勇。承认“诚信缺失”需要的不只是直面现实的勇气，还须有刮骨疗伤的硬气。客观地说，经济转型带来的道德转型总会经历阵痛，公众冀望的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渐次好转。市场经济无可原罪，逐利思维也非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在奔跑向利益诉求的路上，整合起优质而稀缺的诚信资本，并妥善经营、放大存量，以此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锁定在秩序与原则的坐标之上，并有力消弭人口大量流动带来的陌生感与不负责任感。

    知道丢了诚信，总比穿着“皇帝新衣”以为既遮羞又美观来得强。某种意义上说，承认“诚信缺失”，是最难得的诚信，也是社会迈向诚信与法治的第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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