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公务员申论备考:《求是》精选(五)

2013-09-24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努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一批又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王兆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9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有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奋力抗击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了全面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到建党100周年时,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将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前进的道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的加速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叠加出现,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青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思维方式更加活跃、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在接触新事物、新观念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不同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思想引导,大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为什么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什么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是事关这一工程不断深入发展的根本问题。

 

  一、深刻认识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只有培养青年才能开创未来。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江泽民同志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高度,抓好大学生的理论学习,在广大青年中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着眼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长期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继承和发扬党的先进性,传承和实现党的纲领和主张,成为党的事业可靠接班人。同时,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长期巩固,离不开坚实的青年群众基础,既需要一批又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他们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更多的青年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第二,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找到的一条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惟一正确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迫切需要有一大批掌握科学理论、深刻了解国情、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对群众有深厚感情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道路,都需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去探索、去丰富、去完善,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开创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并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需要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实践永无穷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始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二、准确把握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

 

  在不同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与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新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未能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但仍然面临是与非、苦与乐、得与失、“中与西”等各方面更为复杂的挑战,仍然需要经受住政治的考验、事业的考验、名利的考验、生活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培养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是:高度的理论自觉、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厚的群众根基、奋进的创新精神。

 

  第一,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既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对客观规律的运用和实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上。没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就不会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代中国的有志青年投身其中,如果仅靠朴素的情感、甚至纯粹的利益追求,在政治风浪、困难挫折和各种诱惑的考验面前,理想信念就会发生动摇。只有在高度理论自觉的基础上认识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才能认清时代发展方向,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高度的理论自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职业研究者,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并内化为固有的理论品格,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鲜明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立足客观实际的实践者。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当代中国的有志青年要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更要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在实践中历练、靠实践去检验。要能够深刻把握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艰巨性,具有战略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善于思考和应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能够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艰苦奋斗;能够立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岗位的实际工作,坚持从点滴积累做起,通过踏踏实实的奋斗不断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第三,深厚的群众根基。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因此,判定一个青年是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不在资历的深浅、职位的高低,而主要是看对群众的态度、与群众的关系。要深刻认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扎根于人民群众这片丰厚沃土,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善于把基层和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真正懂得并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真理,通过勤奋劳动体现人生价值,通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自觉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努力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弘扬脚踏实地的作风,努力具备过硬的群众工作本领,善于团结群众、引导群众、带领群众跟党走。

 

  第四,奋进的创新精神。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发展。对急剧变化的当今世界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使党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创新,更加符合实际并有力地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使命。青年时期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力、最少保守思想的人生阶段,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理应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中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勇于打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破除前进道路上陈腐观念的障碍;具备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瞄准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社会人文发展的前沿,用人类最新文明成果完善发展党的科学理论;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开放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境界发挥生力军作用。

 

  三、按照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奋发努力

 

  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重在长期不懈的培养,关键在成长过程中明确方向。要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为之终身奋斗,青年人尤其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党和人民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这个行列,矢志不渝地遵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努力成长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总结各个时期青年健康成长的内在规律,针对当代青年的显著特点,要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提升理论素养。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是与生俱来的。通过不断学习和深入思考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是实现高度理论自觉的必要条件。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以此作为认识事物、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要主动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广泛学习现代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知识,在学习中加快知识更新、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拓宽视野、丰富思想,使自身的理论素养更深厚、更坚实。

 

  第二,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加强党性锻炼。党性锻炼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立身之本和永恒主题。要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中锻炼党性,以开阔的胸襟、淡泊的心态正确对待荣辱得失,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热爱;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朴素的作风抵制奢糜的诱惑,始终保持高尚品德、健康情趣和文明的生活方式。要注重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中锻炼党性,主动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最需要、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广阔西部、贫困地区、重点工程一线、科技创新前沿,应对挑战、解决难题,经历风雨、增长才干。特别是面对重大事件发生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时,要勇挑重担、不畏艰辛,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甘于奉献。

 

  第三,要在同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斗争中坚定政治立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较量与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的。要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能够明确辨别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根本差异,从政治上分清主流与支流,从思想上澄清真理与谬误,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要敢于坚持真理,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观点,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辨是非、坚定信念。要善于运用科学理论,通过易于接受的方式教育和引导群众,帮助他们牢固树立主流价值观念,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本文摘自王兆国同志2010年12月9日在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纪念“一二·九”运动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之际
(欧阳淞)

  

  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正式出版了。这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党史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党史基本著作,以大量历史资料为依据,吸收近30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全面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党的历史,是90年党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对待这段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其重要意义不可小视。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党史》二卷始终坚持这一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准确揭示了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一、《党史》二卷的基本脉络和逻辑结构

 

  《党史》二卷全面记载的这29年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是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它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

 

  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按照这样的划分,全书分为4编。

 

  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本编主要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转变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进程来展开。用事实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本编强调,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探索过程。所述内容围绕“全面建设”、“艰辛探索”、“曲折发展”三个基本特征,浓墨重彩地再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阔场面,真实记载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说明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本编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着重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本编记载的这段历史既保留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又孕育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这样的基本认识,用历史事实说明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出现,以及继续前进的趋势。这样把握,为《党史》二卷记述的这29年历史展现出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全书结束语的标题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伟大成就”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这29年中的不懈奋斗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经验”反映的是为何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间发生严重曲折的缘由。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我们党全面正确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才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二、《党史》二卷对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把握

 

  《党史》二卷把29年党的历史放在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充分展现这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是深刻影响新中国历史发展的29年。纵观这29年的历史,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党史》二卷认识和把握这29年党的历史的最基本的结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充分肯定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仅贯穿和体现在《党史》二卷对大量史实的叙述中,而且集中体现在结束语关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9个方面伟大成就、10个方面基本经验的概括中。“伟大成就”是对29年历史主流和本质的集中概括,“基本经验”则是对主流和本质的认识升华。

 

  《党史》二卷对29年党的历史取得的成就的表述,主要围绕6个方面展开。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新中国的成立,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此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曲折,但仍取得重要的实践成果和认识成果,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规模经济建设,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所有这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大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

 

  第五,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状况。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六,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明确提出“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的考验,党大力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反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八大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对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广大共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二)坚持实事求是记载这29年党的历史,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党史》二卷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党经历的这些失误和曲折,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通过阅读《党史》二卷,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党在这29年的探索尽管经历失误和曲折,但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进展,党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当然,这一切决不是“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如果不发生“左”倾错误,党和国家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二,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在这29年中,党是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存在很大差距;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制,受到“和平演变”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直至破裂后,苏联也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党在全国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经验。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党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难度,增加了党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难度,也增加了党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难度。

 

  要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力图实现好这种结合,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此作出积极努力。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实践,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由于缺乏经验而又要推进事业发展,使党的探索进程在1957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曲折。党在正确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偏差,把战争威胁和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对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有基本认识的同时,也对所处历史方位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脱离实际、违背规律、超越阶段的问题不时出现;在注意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鲜经验的同时,也习惯于在工作中沿用过去进行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发生过误解和教条化的问题;在注意扩大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同时,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

 

  回顾总结这29年党的历史,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了失误和曲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三,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这29年中党纠正错误的历史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党历经磨难依然具有带领人民共度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能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不断克服自己错误的政治勇气和宽广胸怀,进一步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第四,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党在长期奋斗中也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29年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科学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三、《党史》二卷记载的29年党的历史的基本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29年党的奋斗历程已载入史册。今天,历史已经跨过21世纪的前10年。放眼神州大地,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学习《党史》二卷,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宝贵的教益,从中获得不断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一)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也曾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过努力。但在探索发生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29年中,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摧残是严重的,也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我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29年中,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已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丰碑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倍加珍惜那一代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历史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特别是这29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必将续写辉煌。只要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坚持、不断发展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在《党史》二卷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使本书能够达到或接近这样的要求,但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当和不周的地方,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十二五”: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调整期

 

  编者按:收入分配问题,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作为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下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形成原因与解决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 赵人伟

 

  一、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改革之初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即 “增量改革”。增量改革实现了改革和增长的同步进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克服平均主义和做大“馅饼”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收入分配主要倾向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无论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其经济利益的分配都比较均衡;城市的改革还没有全面推开,收入分配基本上还是沿用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做法。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征是计划体制内的平均主义与体制外和体制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存,这是双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初现时的矛盾在收入分配上的反映。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尽管平均主义问题在某些部门和企业内还存在,但从全社会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主要倾向。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以外,还有财产性收入,财产分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

 

  概括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一是总体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三是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较明显,四是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扩大,五是因财产分布的不平等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正在突显。

 

  二、正确认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我认为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看待。第一层次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应加以肯定。第二层次在一定限度内属于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三层次属于不应该付出的代价,例如腐败、垄断、寻租和设租等活动,这是应该防止和避免的。

 

  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非农产业的较快发展和城市多种经济成分的较快发展就曾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仅就经济增长来解释持续许多年的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缺乏根据的。首先,经济发展难免在初期出现收入差距扩大,但即使按照某种流行的理论假设,收入分配差距应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在我国迄今还没有看到这种趋势。其次,一些经济发展比我们先走一步的国家和地区,当年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未达到我们今天的程度。

 

  有人认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带来这样大的收入差距。我认为,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有两种倾向需要防止。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们并不否认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会带来公平缺失的问题,因此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对实现公平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我国既面临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也存在市场发育不足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垄断因素、转型期产生的新的垄断因素,包括部门垄断、地区封锁、行政性分割以及同工不能同酬的问题,都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深化改革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复杂,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要通过推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深化初次分配改革。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仍十分突出。例如,国有企业中的工资形成机制很难说是市场化的,广大工人在工资形成过程中很少有通过谈判来进行博弈的权利;企业高管也不是竞争上岗,他们的收入水平还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因此,完善市场分配机制,是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必须通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来实现。应当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使再分配真正成为 “抽肥补瘦”的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还应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特别是要在社保、医疗、教育等领域对贫困人口、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要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近年来财产分布不平等越来越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国家要求党政干部不仅要申报收入而且要申报财产,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应当切实执行。要通过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强制度建设,杜绝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确保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要通过相关信息的公开化和明细化来对收入分配的过程进行监督。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预算的透明度,使政府的财政再分配更加公平、合理、有效。

 

  “提低控高”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 苏海南

 

  一、梳理思路,形成共识

 

  对于收入分配,主要有三个问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分配关系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差距拉大;分配行为不规范,分配秩序混乱,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数量大。

 

  对于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直接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前者是指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制度政策不完善,宏观调控乏力,三次分配办法不规范,以及收入分配基础工作漏洞多等;后者是指经济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的制约及影响。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还有某些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社会身份等条件获得不合理、不公平收入的部门或群体,加大了解决分配问题的难度。

 

  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实现。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统筹规划、标本兼治、重点突破、配套改革”。核心是三条,一是标本兼治,把改革收入分配体系与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二是抓主线,“提低、控高、扩中、规灰(规范灰色收入)、打非( 打击非法收入)”;三是抓重点,从涉及面最广且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成效,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收入分配问题入手启动改革,从而扩大支持收入分配改革的群众基础。

 

  二、抓住重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低收入群体收入低和部分人员不合理、不公平收入高,是目前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提低、控高”。

 

  “提低”,涉及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其中农民人数最多,其收入低始终是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从近期看,主要通过一系列扶农措施包括农产品价格补贴,家电、农机下乡特别是农民外出打工等提高收入,但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城镇化和普遍实行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因而需要短长结合、常抓不懈。城乡困难居民收入低,一般是由家庭成员病伤、鳏寡孤独、失业等原因造成,政府和社会对其救助责无旁贷,需要通过提高标准并发放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保险金、医疗救助费以及帮助就业等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企业的退休金明显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已连续七年提高,今后还需要通过统筹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和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来平衡。低收入工薪劳动者主要是外向型企业、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一线职工、农民工、劳务派遣工等,总量达上亿人,提高这部分人员的工资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一是督促相关企业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员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二是通过发布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并通过劳资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企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障员工工资权益。三是适时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四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五是对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遇有困难的企业相应减免税费,支持企业给员工加薪。六是引导和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引导劳动者提高素质,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可持续地增加员工工资。

 

  “控高”,主要是调控不合理、不公平高收入。一是调控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要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管理,规范地方国企负责人收入分配,使其收入与职工工资保持在合理倍数之内;要严格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查处违规增加个人收入行为。还要研究建立适应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监管制度,健全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防止公司高管实质上自定薪酬。二是调控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要对其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等进行全面调控,完善并实施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尤其要从源头上加强调控,通过健全并实施资源占用税和利润上缴制度等控制其收入来源。还要调整垄断行业内部薪酬分配关系,纠正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三是调控社会某些群体的过高收入,加强“规灰”和“打非”。要规范公共部门的制度外收入。强化股市监管,强制上市公司分红,研究对炒股暴富者征税的问题。要加强打击非法收入,严厉查处行贿受贿等行为。

 

  三、推进配套改革,加大治本力度

 

  要抓紧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方案。要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规范资源配置制度;进一步改革和规范行政管理体制,加强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防止权力寻租;继续打破垄断,加大扶持非公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力度;改进完善财税体制,协调中央、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关系,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等,有针对性地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体制弊端根源。同时,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合理提高居民收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控制并逐步消除扩大不合理收入差距的经济根源。

 

  政府对初次分配大有可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着重使用行政手段还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用行政的办法,例如强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制定工资倍增计划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是否不适当地干预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那么,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是否还有作为呢?

 

  一些人认为,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报酬低是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初次分配。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特点,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特点。分析近年来初次分配的情况,不难发现劳动报酬过低,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一,初次分配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所谓“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关键在于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割。积极稳妥地推进一系列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改革,政府责无旁贷。

 

  第二,初次分配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多种限制带来的。分析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利润形成,还涉及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等问题。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进相关改革等,是政府的责任。

 

  第三,初次分配中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其部分合理性。但是,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不仅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还要受到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政府在合理维护劳资双方权益进行工资集体谈判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规范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不落实。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颁布,初步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秩序,但许多涉及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都不够。例如最低工资、节假日加班费、高温补贴、各种劳动保护条件等,虽然有规定,但都有待于加强落实和监管。一些地方政府过分追求招商引资,对那些无视劳动法律、法规的雇主疏于监管。政府严格监管收入分配、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对于规范初次分配至关重要。

 

  可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要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完善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加大再分配调节公平分配的力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宜勇

 

  一、当前再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收入税存在一定程度的跑冒滴漏。大型企业收入税征缴情况普遍好于中小企业,一般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普遍好于高收入户。二是现行财产税体系不健全。目前开征的财产课税税种较多,但征税范围过窄,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对转移财产缺乏相应的税种调节,而且减免税过多,收入再分配功能弱化。三是社会缴款不规范。社会缴款指居民为失业保险、退休保险、医疗保险等所缴纳的款项。主要问题是覆盖面不全,缴费标准太多,地区之间的可转移性差;覆盖面正规就业部门与非正规就业部门之间差别大。四是社会福利水平偏低。没有形成与国民经济发展相联动的机制,社会福利项目水平的调整,一事一议的比较多,缺乏系统的考量。五是其他转移收支亟待规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转移收支力度不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转移收支力度不够,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转移收支力度不够。

 

  二、加大再分配调节公平分配的力度

 

  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中小企业税负和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税负水平应该进一步降低。一要适当延长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执行期,并尽可能常态化;二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各档征缴税率。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严厉打击偷骗税行为,做到应收尽收。

 

  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

 

  继续实施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中央财政要不断加大用于促进就业的投入。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安置工作。利用财税杠杆努力拓宽就业、择业、创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等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以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带动就业。要健全公共投资带动就业机制,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力输出输入地区协作机制,引导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有序流动。

 

  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和推广,积极推进农民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加大财政投入,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待遇,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同时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把住房保障体系纳入公共财政范畴,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各类棚户区住房改造,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范围,形成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多重住房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

 

  加大财政对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完善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大规模开展适用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公共财政要加大教育投入,增加职业教育经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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