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公平公正　深化高考改革  
（戴家干）

　　高考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国家人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有效机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和质量评价制度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单列一个专题，明确提出了改革目标和具体规划。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考改革的高度关注和殷切希望。如何深化高考改革，实现预定目标和要求，创造一个优质、科学、安全、规范、公平的高考制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一、公平——高考改革的核心价值理念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国家。1300多年前建立的科举制度，创造了全国统一考试形式和相对独立的监察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朴素的公平竞争、择优取用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千百年来深植于我国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和人民心中。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独立制度，更是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使考试的公平性、权威性得到充分展现。

　　1952年，新中国确立了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制度。此后十几年，这一制度的施行为高校选送了大批新生，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各行业专门人才奠定了基础。1977年，在国家经历十年动乱之后，邓小平同志把恢复高考制度作为突破口，吹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号角，确立了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重塑了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高考制度也在改革中不断完善。2007年恢复高考30年之际，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大型公众调查，其中95.7％的人认为全国统一考试的高考制度是现阶段最公平的制度之一。

　　然而，有关高考的各种争论也从未中断。有人认为高考扼杀学生个性、忽视高校及地域差异，建议取消全国统一考试，代之以各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个别人甚至把考试竞争带来的学习压力，简单地理解为高考的“罪恶”，把高考推向素质教育的对立面。还有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呼吁取消高校自主招生、加分等高考政策，使高考回归“唯分数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评卷、统一录取的绝对“大一统”。

　　无论是“强化高校自主招生”还是“强化绝对大一统”，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人们要求不断完善高考制度的合理意愿，但同时也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方面，如果取消全国统一高考，代之以各高校自主招生，势必大大增加考生的备考负担和考试成本。这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考生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考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权力寻租等招生考试腐败现象屡有发生，实行完全的高校自主招生，也很难保证高考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实行绝对的“大一统”，不仅一些特殊人才难以选拔上来，一些对人才有特殊要求的专业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

　　《教育规划纲要》对考试制度改革明确提出了“有利于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我们认为，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公平不仅是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判断其是否成功的标准。

　　二、改革——时代对高考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在发展，高考公平的内涵也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丰富和变化。以往的高考公平，强调的是考试机会、过程的公平，也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基本的公平。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人们对人才的认识和要求也发生了改变。简单的分数已不能充分反映学生的特点。推动每个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维护学生自我发展机会的公平，成为时代对高考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推进高考改革，必须以国家人才战略和教育政策为指导，结合时代特点和社会需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制度设计，在突出程序公正、坚持统一考试主体框架不动摇的同时，向能够维护学生发展机会公平迈进。

　　第一，高考制度设计不仅要维护考试过程的公平，而且要为促进教育公平做出应有的贡献。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深层内涵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合每个人特点的教育。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通过建立一套科学公平的考试体系，使得不同区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考试获得符合其本人学能、潜力、专业性向的教育机会，是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

　　第二，高考制度设计要对素质教育发挥导向作用。素质教育是有利于每个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体现公平的教育。高考是推进素质教育各项要求在教育过程中充分落实的重要手段。好的考试，可以为学校、教师、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习效果提供信息和建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在深化考试内容改革上下功夫，在考试形式的改革上想办法，使高考内容与素质教育要求充分结合起来，通过考试向教育过程反馈信息，促进素质教育各项要求的贯彻落实。

　　第三，高考制度设计要充分发挥“立交桥”作用。高考不仅要满足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还要满足公民多样化的自我发展需求；既要为研究型大学提供人才，又要为职业技能型学校输送人才，还要分流一部分人就业。过去的考试主要是淘汰型的，考你的“不行”，今后的考试要强调适应性，考你的“行”。考试结果要能够为人才分流提供参考，要能够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评价——高考改革的必然选择

　　评价就是通过收集学生学习成长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评判学生成长水平和学校教学效果，为改进学习和教学提供指向性意见。考试侧重于技术测量，是评价的重要手段。用评价的理念和方法改革高考，就是要改变以往仅关注考试分数的模式，充分利用考试的各类数据，深层次发掘数据背后所蕴含的考生个性化信息，实现对考生个性、特长、专业性向等多方面的考察，完成对考生的综合评价，从而为其进一步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指导，使他们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适合往什么方向发展，在什么领域能够取得创新成果。

　　评价的概念早已存在。在尧选舜做接班人的记载中，尧要考察舜是否能胜任这个职务，说：“吾其试哉”。这里的“试”并不是纸笔考试，而是通过在长期实践中的观察和试用，对舜的品德、行为、能力等作出评价。在大规模统一考试中，因为参与人数多，考试时间短，相关技术还不成熟，评价操作比较困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人为本、人尽其才观念的深入人心，评价重新受到关注。同时，现代评价测量方法的发展以及信息数据技术的革新，也使得发挥考试的评价功能成为可能。

　　目前，教育相对发达的英、美、俄、日、韩等国家，纷纷根据本国实际和社会特点，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总体上呈现出统一考试和多元评价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当今世界考试制度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我国也必须进行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完善考试功能，推动考试向评价跃升，在维护考试公平的基础上，实现评价的公平。

　　在考试内容方面，应更加强调能力立意，建立多元的评价标准，考出人的优点。一方面，每个考生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一样，单就语文科目而言，其体现的能力就至少有“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探究创新”等，好的考试应该能考出每个考生在各方面不同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专业、不同高校对学生有不同的能力要求，其选拔录取的标准也应符合这些要求。改革考试内容，首先要根据考试类别合理设置考试科目，在基础科目必考的同时，给予考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专业性向选择科目的权利，给予高校根据教学特色选择科目的权利，在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双向选择的桥梁。其次是“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保证国家考试的科学性、导向性和规范性”。这也是《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转变命题思想，以评价理念和需求为指导，在科目考试的内容设计上，预设各项指标体系，在知识与能力、知识与考生的专业性向之间建立内在的逻辑联系，利用考试的数据，在测量、评价理论支持下，为考生和高校提供知识分布、能力构成、专业性向胜任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报告，从而为高校和考生提供专业化的评价服务，使得高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学科需要设置科目权重和各种选拔条件的组合，同时也使考生能够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自己。从更高的层面而言，对考生的综合评价形成的内容丰富的考试信息，也可以作为学校教育教学乃至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决策的依据。

　　在考试形式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从我国实际出发，丰富考试的方式和手段，根据基础教育的教学安排、高校选拔要求和个人发展需要，建立以多元评价为基础的考试形式。例如，逐步探索个别考试科目在时间上的前置和多次化，增强考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降低考试科目过于集中的压力，有的科目可以参考平时的综合评价成绩，减少一次考试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考试形式的改革必须与配套制度的完善、科学技术的支撑相结合。要不断推广和完善考生诚信档案系统，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要在完善网上评卷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标准化考场等相关考试技术规范的制定，以高科技引领考试，保证考试的程序正义和结果公正。

　　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改革。任何改革的方案都必须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分步实施，平稳过渡。目前多所高水平大学自发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自主招生“联考”，在考试内容形式如何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查、如何突出不同高校学科特色、建立多元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按照《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的要求维护考试公平、开展考试评价，是为了保障每一个学生发展机会的公平。从考试到评价，实际上完成了高考公平理念的一次升华，是社会发展规律、人才教育与培养规律的体现，也是考试制度自身发展的要求。

　　（作者：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高虎城）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加快，但保护主义依然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胡锦涛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坚定不移推进自由贸易，坚定不移恪守历次峰会承诺，坚定不移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取消已有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我国政府向世界的宣示。我们要深刻领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精神，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投资严重萎缩，引发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反思。部分国家民众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各种反全球化行为，实施自由贸易和开放政策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围绕重塑全球化展开激烈较量，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共同任务。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强经贸往来的愿望更加迫切。世界贸易组织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以及避免贸易摩擦方面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多边贸易体制中各成员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成员主导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如何协调成员间经贸利益关系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现阶段世贸组织各成员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顺利完成多哈回合发展谈判及其相关协议。但是，在事关多哈回合成败的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领域，9年多来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多边贸易体系一再遭遇挫折，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有可能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推进。在多边贸易体系进展不顺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兴未艾。绝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参加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由浅层次的贸易和生产一体化向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在内的深层次一体化加速转变，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趋明显。

　　新兴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有所加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经济复苏普遍较快，与发达国家实力差距继续缩小，争取平等地位的意识进一步上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标志，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难以对国际事务进行完全垄断和操控，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和责任，希望将新兴国家纳入现行体系为其分忧，但又不愿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国际体系改革将在斗争与妥协中艰难推进。

　　从长期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经历一轮恢复调整后，国际贸易与投资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贸易能深化社会分工，提高劳动效率，革新经济体制，扩大内外市场，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荷兰、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表明，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前所未有地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创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拉动经济复苏的典型案例。

　　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国际贸易，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深度下跌。2009年二季度，世界贸易额同比下降33%，世界经济陷入谷底。2010年以来，国际贸易复苏不断超过预期，迅速回升，据世贸组织统计，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3%，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量增长13.5%。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均出现显著增长。

　　出口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010年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依靠较强的出口能力实现较快复苏，不仅缓解了经济失衡压力，也使净出口成为经济的重要拉动因素。美国1—10月出口同比增长21.5%，高于美国经济三季度的增速2.6%；德国1—9月出口增长14.1%，净出口为二季度德国经济贡献了1.4个百分点；日本1—11月出口增长33.9%，实现贸易顺差686亿美元。

　　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带动贸易伙伴出口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工业生产和销售明显好于发达国家，“金砖四国”尤为突出，进口增速快于美国、日本和欧盟。2010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40.3%，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2.2%、32.6%和36.9%，来自俄罗斯、巴西、东盟、南非、印度等的进口分别增长21%、32.8%、47.5%、64.1%和53.6%，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效应。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的特点

　　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恢复增长，贸易摩擦也接连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在西方部分选举政治国家，贸易政策更多地被用来缓解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为取悦选民，转嫁国内矛盾，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甚至政府经常动议或者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国外进口产品成为这些国家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情绪、谋取政治利益的对象。

　　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一些国家在经贸领域中挑起新“冷战”，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拉美和非洲地区煽动“外贸威胁论”，声称进口产品冲击当地产业，投资目的是掠夺当地能源、资源，借此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一些国家不顾双边贸易现实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甚至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在国内严格贸易救济执法，借此换取贸易伙伴在其关注的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

　　后金融危机时期，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

　　积极维护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对外贸易增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商务部将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体制向自由、开放、公正的方向发展。

　　秉持开放的发展理念。过去30多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实际上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今后我国仍将坚定开放信念，与国际社会共享合作发展机遇，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制定并实施鼓励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加快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始终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政策的基石。完成多哈谈判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保单”。多哈谈判早日取得公正、平衡的结果，既是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根本路径。无论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均应着眼长远，拿出更大的诚意和决心，在尊重授权的前提下，锁定现有成果，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结果，尽早实现发展回合目标。

　　加大交涉力度，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和坚决支持自由贸易，各国应严格践行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的承诺，不对商品、投资、服务设置新的限制措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我们将认真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不同双边场合将我国企业关注的利益诉求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交涉，表达我方关切，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同时，要对国外进口产品加大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立案和调查、裁决工作的力度，切实维护国内受损产业的合法权益，也对国外对我产品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起到威慑和反制作用。

　　大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国目前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0个，正在谈判的4个，涉及27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完成了与韩国、瑞士的自贸区官产学联合可行性研究。商签自贸协定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化解国际贸易争端，树立我国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去年初，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促进了双边贸易投资加速增长，带动双边经贸合作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2010年1—11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同比增长40.6%，高于我国进出口增速，东盟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约61亿美元。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自贸区工作，逐步形成全球自贸区合作格局，同时引导国内企业利用这些优惠协定，扩大与区域内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

“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等6则

　　陈红太：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政治最浅白的解释，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和一切政治组织的力量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动用全国之力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包含的国家和社会变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资源交换和满足供求关系等方面，这里面包含着在政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本质上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联动关系。这既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评价这场变革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看我们搞市场经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因此，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为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阻碍和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是失败的。这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红旗文稿》2010年第24期)

　　胡　键：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模式没有世界意义，恰恰相反，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其一，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实际上是全球在关注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热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上升。其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受到一些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其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却又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时对中国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西方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之中拯救了西方，可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最后，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是继续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对“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9日）

　　栗战书：科学发展要有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干事创业的环境、求真务实的环境、团结和谐的环境、风清气正的环境。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有了好的政治生态，就能促进科学发展，领导班子会更加富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工作也会呈现新气象，大家都会把思想、心思、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

　　李丽娜：西方神话的破灭

　　有三个关于西方的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一是市场神话的破灭。苏联解体后按照美国专家的意见推行了“休克疗法”，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美国人说要开放市场，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利用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的漏洞，将这些国家积攒十几年的财富一把捞走，而今天，美国也陷入了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二是民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选举出的人凡与美国的意愿相左，都被指责为存在舞弊行为，选出美国中意的人，才能被当作公正的选举。三是道义神话的破灭。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试图塑造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判者形象。但美国并非是对所有国家的苦难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是有选择的关注。许多国际争端中，美国都是冠以道德之名而做的，而在高尚道德旗帜下，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不幸。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最好的;在社会进步方面，中国今天在政治上拥有的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多很多。但中国受到美国的指责却更多了。(《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1日)

　　陈先达：树立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应是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增加个人财富。但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片面追求财富为认识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而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财富是社会性财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些财富拥有者主动将财富回归社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让财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孙立群：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

　　一些流行的历史读物，动不动把现代的词汇和观念往历史里套。这可能读起来轻松，但往往会混淆时空，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仅仅是一种娱乐，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历史经不起误读，特别是对于求知欲旺盛、但鉴别力却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建立。历史失真，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非专业写手、娱乐化写法占据天下，不仅容易把学术庸俗化，而且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殊不知，历史专业需要大量的训练，投入大量的精力。如果学术上投入不够，自然会出现错误。当前，娱乐化解读历史还是支流，只不过这个支流已到了无法轻视的地步。与此同时，对于大众历史热，一些历史学者往往重视不够，拱手让出了市场，正好让众多业余选手逐鹿中原。这是不应该的。历史学不能仅仅活在象牙塔里，而应该在大众历史热里发挥作用。学者应该转变观念，重视普及历史知识。这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