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公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但监督公权在个别地方却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一些网民因所谓涉嫌诽谤罪被立案侦查，有的甚至被逮捕、被公诉、被判刑。
　　从近年发生的10多起“诽谤”案件看，这些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第一，被“诽谤”的当事人都是地方领导(县以下)，“诽谤”内容直指地方执政问题;第二，办案机关抓人放人都得到了被“诽谤”者的授意或者默认;第三，“诽谤”者因此一度丧失人身自由;第四，问责依据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刑法，问责理由从“散布谣言”到诽谤名誉。个别司法机关将针对县领导的“诽谤”解释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从而启动了公诉程序。
　　面对种种值得警惕的苗头，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出台这一举措的符号意义在于:将诽谤罪案批捕权上提一级，除了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外，属绝无仅有，足见最高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监督权——这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的另外两个要求中可见一斑: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社会公众看好这一举措的原因，不只在于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还在于其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通常认为，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是指诽谤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诽谤后果，对一个特定社会的公共秩序，造成了重大非法损害。首先，这一损害必须是非法的。其次，这一损害必须是重大的，例如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巨大恐慌等。所谓“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应当理解为危害国家的外交、军事、国防和安全利益。如果这两个“严重”一个都不符合，那么，公诉之门就不能打开。对此，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一举措的潜在价值，从刑事程序的角度不畏压力依法办案，从提高执法水平的角度，尽快熟悉真实抗辩原则、公正评论原则、实际恶意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等这些保障言论自由的基础理论，使公权力之下的诽谤罪案越来越少，从而为公民监督公权提供刑事司法支持。
　　当然，公民监督也不能逾越法律的边界。那些自认为遭到诽谤的官员，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走上法庭讨回清白，也可以对自认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行为通过刑事自诉程序，要求追究造谣者的责任。需要提醒他们的是:既然是监督，就可能有对有错，“要求每种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异于封杀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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