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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是什么?7年前，这是一个从业者经常被问及的问题，因为少有人了解这一行业;7年后，舆情这一概念不仅被公众广泛认识，而且受到了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重视，成为其常规性工作。舆情服务行业如何兴起?缘何走红?
舆情服务从“出道”到“走红”
2008年，我国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网民数量达到2.53亿人，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在互联网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带来网络舆情井喷现象，成为舆情服务行业兴起的催化剂。舆情服务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大批舆情服务机构兴起，提供网络信息的监测、分析、研判服务。
经过几年的发展，舆情服务市场格局形成，主要包括四类机构：以新华网、人民网为代表的权威网络媒体;从事舆情监测平台开发的技术公司;侧重于舆情研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以及主要提供舆情应对处置服务的公关公司。
7年来，舆情服务市场已迅速完成了从“出道”到“走红”的过程。从市场规模看，2013年有报道显示，舆情软件行业规模约10亿元，舆情信息服务业则已达到百亿元。尽管当前尚无最新的公开数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舆情服务市场仍在发展壮大。从机构发展来看，不少舆情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从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更有舆情服务公司挂牌上市，成功走进了资本市场。
舆情服务行业“走红”的同时，也实现了从粗放到集约的发展蜕变。集约式发展直接体现在市场主体及服务对象对舆情服务认知的变化。行业发展之初，舆情的定义较为狭窄，甚至有认知偏差，由此催生删帖、水军等不规范操作及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舆情行业的污名化。经过几年的市场发展及培育，公众对舆情的认知逐步成熟，舆情的内涵及外延有所扩展，舆情服务也从单一的负面舆情监测、处置，转向网络民意的日常性调研。一方面为研判、预警等各环节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
走红背后是政府对民意的重视
舆情服务行业从“出道”到“走红”，从粗放到集约，缘起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得益于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推动。
实际上，在舆情行业进入社会化发展之前，舆情已开始在政府工作中发挥作用。2004年，舆情工作首次见诸中共中央全会工作报告。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并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这时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管理还处于摸索阶段。
2005年到2009年，网络事件接连不断，舆论“大V”开始出现，网络舆情的激增引起政府高度重视。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到了微博时代，网络舆论持续繁荣和活跃，舆情管理与处置日益复杂。2009年8月14日，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微博在中国随之兴起。各级政府纷纷开设官方微博，宣传城市品牌形象，加强官民互动。2011年，微博发展提速，政务微博也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和舆论效应影响力日益凸显。
之后，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两微一端”等移动新媒体的应用 ，使得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学会建设好、运用好和管理好互联网。一大批诸如“国资小新”、“共产党员”、12306APP等集权威发布、信息查询、政务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政务新媒体“大号”受到网民热捧。
舆情服务为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新方向
海量、复杂的网络民意为政府的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挑战，而舆情服务则恰好契合这一需求，为传统的民意调查机制带来有益补充。
传统的民意调查机制由于样本数量不足，且容易造假，经常被诟病为“以偏概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民意的表达窗口革命性地转向海量的数据更新和多平台发布，传统的民意调查很难在第一时间反馈民意测评结果，并且在多平台数据收集方面力不从心。目前，舆情监测工具被试用于重大政策颁布的民意测评，在时效性上弥补了传统民意调查手段的不足，在政策颁布前后第一时间反馈舆论动向，且反馈方式更加灵活和直观。同时，全互联网收集方式也让民意调查的数据来源更为全面，可借鉴性增强。
除此之外，舆情服务机构所提供的舆情信息监测、舆情研究报告等，通过系统化梳理，实际上也是网络民意的阶段性反映，具有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尤其伴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舆情服务机构也在探索网民行为、群体特征等多维度交叉分析，力求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舆情作为民意调查手段的样本代表性模糊问题。
但是，用舆情监测技术进行民意调查也存在不足。网民表达的情绪化、非理性及群体极化等现象，为民意调查的应用增加了难度。这就需要舆情分析师具有丰富的舆情研判经验，结合政策背景、舆论环境等因素进行有效的观点提纯分析，消除非理性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冲击。新华网等长期从事体制内舆情报送的单位，在这一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由“意见领袖”主导的舆情传播“中心化”、舆情聚焦短期效应而导致的“民意污染”、网络调查的网民代表性不足等问题，都是舆情应用于民意调查所需克服的短板。
网络民意不完全等于真实民意。然而，舆情立足于对舆论社会态度和观点的客观反映，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调查不谋而合。未来，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舆情服务行业或可通过技术手段，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网络舆情分析与线下民意调研的结合，从根本上提高研判准确性，走出“纸上谈兵”的尴尬。而伴随着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数据交流与数据共享，立足于全互联网大数据的民意调查智库或将应运而生。大数据运营商、媒体、舆情研究机构、调查机构都会被纳入新的民意调查机制，助推政府公共治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