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走了一条捷径。百年前开始效仿西人办现代中小学、办现代大学，以求救亡图存之强兵富国之计。这一教育的政治功利性在过去60余年，依然滑行甚或加速，导致教育之公器之性能被忽略、教育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之本质被忽略。如果办大学者不知道办教育的目的和历史，百年之后还是会突而不破，中国教育的疾患依然有增无减。

　　以现代教育救国

　　中国新式大学教育的呼唤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终极目标是以现代教育救国。1900年庚子事变，国人再受辱于八国联军，清政府匆匆再启变法，颁布《兴学诏书》“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要把此前所办大学堂“切实举办。”

　　维新运动中举办的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1904年选派首批学生留学。1909年清华园办了游美学务处和选拔学生的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连年选派学生留美。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认为，更长远之计是自己办大学，1925年正式开办大学部。此后，国人按照“国家要富强就要有科技，有科技就必须有人才，人才由教育所培养，所以先办学”的逻辑走了100年，逶迤至今。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倾国力和精英人才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远有“两弹一星”，近有航天员太空行走。中国的技术似乎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了。

　　耻于国亡羞于乏学，效仿西人之法以教育图强，救中国之亡。这在当时是一条痛苦艰难但正确的路径。现在来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来说，组织目标上它实现了当初清朝洋务派师夷长技的救国战略、民国政府军国民主义的政治方针、当代科教兴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强国论方针，以教育改革来达到强兵富国的政治目标。

　　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附的组织体系也恰是酿造今日中国教育问题之根源。

　　教育肩负着政治重任

　　自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多由政府主办。庚子事件第二年，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重用一批比较开明的学者，取法西洋学制并主持制定学堂章程。自此开启了国家办学体制。1902年，中国有各类学校4222所，其中官办为85%。到1908年，有各类学校52348所，其中官办为27%、公办为61%。专业的中等以上学校多是军官学校、师范学校(为兴办中小学)、工艺学校为多。少量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育婴堂、女子学校也出现了。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后即刻起草学校法令，首要强调教育隶属政治的意识: “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并以军国民主义教育为首位，定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 为摆脱东亚病夫之弱国形体，形成举国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当时实行的兵士体操和军训在大陆和台湾的大学亦沿至今时。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要发挥党义和实施党策，把教育推向革命化和民众化。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不断改革，1939年，蒋介石提出《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在每个乡镇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建立民众教育和义务教育打成一片的一种革命的建国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 1949年12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工农和知识分子提供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知识盲、科学盲和改造旧教育，这是工农大众从事生产建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起点。

　　为了消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建设新教育制度，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接管和取消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新教育体系全面翻译苏联教科书、照搬苏联教学方法并模仿苏联教育院校机构设置。新教育体系成为由党和国家掌握的、与政治和经济体系需求相吻合的机构。建国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利用学校教育改革来发动全国性运动，造成几十年的教育迷茫。改革开放之后，又全面转向教育为强兵富国的轨道--科教兴国，恢复高考、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几乎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新轮回。

　　1995年后，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迅速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与西方大学接轨，包括1985年后的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改革，都再次以国家动员，鼓动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所设计的现代化运动中。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功能：“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教育再次承担了政治转型重任，为建构现代国家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教育政治功利性的结果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今日之弊端。如果中国的教育依然局限在国家民族主义赋予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难以对更为健康的教育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教育弊端依然难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