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2亿进城务工农民，他们的子女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2000万。其中近1000万随父母进城，被称为“流动儿童”；超过1000万留在家乡，被称为“留守儿童”。当前，“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关注还仅限于学术界和教育部门。农民进城务工进而由农民变为城市居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路径。亿万农民怀着追求美好生活、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他们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增加了个人收入，成为农村脱贫的重要经济来源。然而，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碰到了许多问题和麻烦，他们可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再穷也要受教育∶　教育公平的底线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社会公正理念。2500年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即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应受教育的教育民主思想，孟子提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象培养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培养教育别人的孩子。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对实施义务教育和通过法律保证公民的教育权利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在近代，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更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教育公平首先是教育权利的平等，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似乎不存在疑问。但是，权利平等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会受到各种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制约。比如，因为贫困，因为“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影响了教育起点公平的实现。

　　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一要吃饭，否则不能活命；二要读书，否则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婴儿被狼叼走，受狼的教育就成了“狼孩”。人类5000年文明的延续，靠的是教育。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没有受到文明教育，他和猴子的区别有多大？15年前，我开始做希望工程时，有人问我动机，我就说“奉行人道主义，不让失学穷孩子重复他们父辈的悲惨命运”。

　　我们经常在农村土墙上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我又听到“再穷也要受教育”的口号。我十分赞赏这句口号，它很确定，不抽象，没余地，道出了教育平等的最高境界，也是最低底线。

　　据调查测算，在近千万应接受义务教育的进城农民工子女中，失学儿童有近百万。失学的客观原因，无非三条：一是公立学校门槛高进不去；二是民办学校被关闭无校可上；三是交不起最低限额的学费进不了任何类型的城市学校而失学。

　　2003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依法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比较积极的办案回应。此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去年9月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并指出：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并号召社会捐款、捐物，资助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指出：“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随后财政部又做出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应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

　　今年1月，嘉里粮油捐款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中国青基会正式启动“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这个计划适应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追随农民进城的步伐，秉承希望工程一以贯之的使命----让农民的后代都上学，是希望工程发展15年后新的战略举措。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两难”困境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转型期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农民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面临“两难”：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儿童”的教育难题，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

　　关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经讨论得比较多了，总的说来，现状不容乐观。“流动儿童”这个群体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读书的问题，更有如何溶入他们生活的城市社会的问题。因为，农民工的后代，将不再是“农民工第二代”，而是城市新一代，城市新公民。可怕的是，这些未来的城市公民，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不公平、受歧视。这些感受发生在他们交不起“借读费”、“赞助费”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时，发生在他们在读的民办学校被“抄家”强行关闭时，发生在无钱上学游荡在街头巷尾时，还发生在读公立学校受城里孩子欺负时。我看到过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一个农民工的孩子哭着说：“我不喜欢北京的孩子，他们欺负我”。我还看到多项调查数据，表明差不多50%的农民工子女有受欺负，受歧视的经历。许多孩子因此离开公立学校。我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是不是在播种仇恨”？

　　幸运的是，“流动儿童”　毕竟是跟随父母流动，他们还能在父母的关怀庇护下找到童年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他们人生最宝贵的财产。而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在农村的儿童，则是另外一种境况。古训说：“父母在，不远行”。现在变成了“儿女留守，父母远行”。这部分儿童的教育，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于2004年5月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研讨会。与会专家指出，在人格发育过程中，儿童早期的环境和家庭教育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管你立足什么理论，在从婴幼儿期到儿童期、青春期的孩子的人格形成(其中特别是社会化)过程中，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因素。”这种关系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心理健康、人格与智力发展、甚至是学习成绩。留守儿童问题正是因为父母在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导致家庭关系失调，亲子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造成的。另外，在缺乏父母关爱和正常家庭氛围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往往对社会很冷淡，缺乏安全感，如有人欺负或歧视，便会出现退缩或攻击行为。有些人直至青少年时期仍然表现爱挑衅、易冲动和反社会行为。据目前研究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人格发展不健全；学习成绩滑坡；道德发展危机；违法行为趋多。　　　　　　

　　另据对1184名打工者子女的抽样调查，有47%的学习成绩较差，41%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无人管教自我放弃”、“情感缺失冷漠内向”、“四处奔波学学停停”、“读书无用打工有理”等，正成为那些父母悉数外出务工，由祖辈照料生活的农村子女的“留守综合症”（2004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农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摆脱贫困的命运，追求新的生活，竟然要付出如此痛苦的代价！

　　我国农民的贫困，根源在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据家统计局公佈的资料，2002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为6860元，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显然，這个如此乐观的统计结果让人难以信服。那么，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長邱晓华日前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帐面上的3：1,這个差距应该为5：1,甚至达到6：1。（《中国青年报》　2002年11月1日）。据世界银行对38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研究报告称，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2：1的国家十分罕见。因为“二元社会”的制度安排把大部分的福利分配给了城里人，中国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世界之最。

　　在中国8亿农民中，有3.5亿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所谓“民工潮”正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浪潮，这个浪潮也许将持续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并且成为城里人。进城务工给农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2002年，农民工人均收入为5597元，总收入约达7000亿元。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是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共同来承担，而不应由农民独自来扛。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希望工程助学进城的意义

　　2004年1月，中国青基会推出了救助失学农民工子女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在希望工程实施15年后的今天，这个计划与过去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从数量上看，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农村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大约也在100万；从地域看，前者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后者生活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从影响和后果看，前者是当时中国两亿文盲大军的“后备军”，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社会威胁，后者，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而埋下“定时炸弹”的正是今天的国家和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教育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现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强调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应文件。实际上，发文件是一回事，落实又是一回事。在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要求城市政府给农民工子女以完全的市民待遇，实际上难以做到。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GDP，但城市在统计人均GDP时，去掉了农民工这个基数；尽管城市的财政收入中有农民工廉价劳动力的重要贡献，但在分配福利蛋糕时，没有农民工的份。现在，要求公立学校对农民工的孩子一视同仁，敞开大门，教育蛋糕平均分配（在义务教育阶段），意味着要么增加城市政府大量财政开支，要么降低城里人的教育福利。哪有这么容易？过去，农民工家长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读书，要交“借读费”、“赞助费”；现在，这费那费不能收了，许多家长得到的回答却是：“学校生员已满，没有学位”。以公立学校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要求，已经让公立学校压力很大，谁还敢得寸进尺地奢望学校为贫困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资助。

　　真正做到让进城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民间办学，动员社会捐赠。政府为主，三管齐下。民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经验证明，凡是鼓励这类民办学校发展的地方，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群众高兴，政府的财政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也相对比较轻。

　　中国青基会对农民工生存发展环境的关注开始于90年代中期，包括组织青年农民工现象的大型调查，发表研究报告（蓝皮书）；编写《外来务工青年手册》，与团中央等8部委合作开展进城务工青年的培训。在深入推进希望工程的同时，我们又把目光投向农民工的后代。“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启动，第一推动力来自郭鹤年先生嘉里粮油，如果没有他们的巨额捐款，这项救助计划的实施可能要推迟几年。

　　中国青基会与《新京报》合作推出的“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是传媒和公益组织联手推动农民工子女助学的一次成功行动。“寻找”首先是雪中送炭，让1000多名家庭极度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得以继续学业，也使他们感受到教育公平的阳光，抹去失学痛苦的阴影；“寻找”是我们的责任，表达了社会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维护，借以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寻找”也是对政府的帮助和促进，要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单靠政府的投入是不够的，尤其是对贫困失学儿童的救助，需要民间公益部门和媒体、企业、市民的积极参与。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任重道远。

　　希望工程在过去15年中，已筹集资金逾24亿元，救助270多万农村失学儿童，建设11000多所希望学校。中国青基会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8元从发达地区转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在省会城市，63.5%的居民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组织过希望工程的劝募活动。城市居民对遥不可及的偏远农村的孩子尚且倾情如此，对身边的希望工程不可能无动于衷。农民工的孩子注定会成为城市的未来公民。城市人应懂得，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资助一个农民工子女读书，对于我们并不难做到，对于他们将是改变整个人生。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送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是大善大德，我们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