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普世价值观可以概括为：1、新闻媒体的使命在于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2、媒体必须成为社会公器，成为公众表达权的手段；3、媒体必须承担社会监督职能，所以既不能仰赖权力，又不能仰赖资本，而必须与二者保持距离。

　　现代新闻制度是媒体民有、新闻自由、监督官员、保护公民的新闻制度。

　　所谓媒体民有、新闻自由，是指媒体主要由民间出资、民间所有、民间经营、民间分利，传媒进行独立的报道、自由的评论、充分的竞争、不受权力或者资本的控制。实行媒体自由创立、备案登记制度，禁止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办报办电视台，推动公共媒体的独立运作，限制大资本的持股比例，允许外资进入传播事业，防止政治家、资本家操纵传媒。进行新闻立法（制定《新闻法》），废除新闻审查，依法发布新闻，依法承担责任，保护新闻记者，捍卫网络自由；废除新闻内参制度，实现新闻的全民共享；取消各类禁载规定，废除审读、审看等制度。

　　所谓监督官员、保护公民，是指发挥媒体的公器作用和“第四权”的监督作用，揭露权力黑幕，防止权力滥用，批评政府所为，纠正官员偏差，伸张社会正义，维护人民利益，将媒体从官员的喉舌转变为人民的喉舌。为此，必须保护批评报道，严惩官员打击报复的行为，报道即使有误，也免受责任追究，除非你能证明记者是故意的恶意。对于官员、公众人物、强势群体实行有罪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当弱势的一方起诉时，由强势的一方举证。限制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鼓励公民举报，规范记者行为，保护记者权益，同时保障公民自由接受采访的权利。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扰乱公共秩序罪、窃取国家机密罪进行特别的立法，出台司法细则，防止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取消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

　　中国新闻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归结为：解构现存的的新闻观念，废除落后的新闻运行体制，建构符合宪政民主原则和公民社会精神的现代新闻观念和新闻制度，还亿万中国国民的信息获取权（知情权）、言论表达权（参与权）和通过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公众监督权，并藉此为中国宪政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创造条件。

　　中国曾经有过新闻的开放与自由。清末新政，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1902年梁启超说“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成为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民国初期，出现私人办报的高潮，报纸以“社会良心”自勉自励；1912年3月4日临时政府内务部曾颁布《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结果引起舆论大哗。认为是“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众多报纸亦发表社论，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纳了这些批评意见，发表《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公开宣布“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再“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

　　国民党时期也认可民间报刊的存在，对于官营新闻机构也承认其运营的独立性。1932年萧同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独立经营，使中央社有机会与报界及社会接触；第二，以新闻为本，发稿不受干预；第三，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权。蒋介石同意了，萧同兹才接任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如今，中国进入了高风险期，社会矛盾突出，大部分矛盾都与缺乏公众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有关，如腐败、特权、垄断、信访、贫富差距、司法不公、官民冲突、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等等，无不根源于新闻自由的阙如。虽然不是说有了新闻自由，这些问题马上全部可以解决；而是说，新闻自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新闻体制改革也最容易、最可行。不像搞民主选举，操作非常困难，甚至有人担心会造成社会失控。新闻改革，需要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传统的道家智慧，也就是说：放弃新闻垄断和管制就行了；少干预新闻报道就行了；撤消审读、审看的组织就行了。当然，无为不是绝对的不做，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新闻法》，然后一切依法行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执法能力和效率。新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舆论“乱哄哄”，这是社会活力和民族创造力的来源，不是坏事，而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只要大家都守法，违法必究，那么社会就不会失控。

　　改革新闻体制，应当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顺势而为，通过抓住建立现代新闻制度这一“牛鼻子”和关键，化解燃眉之急。